斯蒂芬·玛里克与汤姆·基弗的友谊及决裂

凯恩号哗变军事法庭

《斯蒂芬·玛里克与汤姆·基弗的友谊及法庭疏离》讲述的是两名亲密舰友之间的关系——他们共同批评奎格舰长,却并未共同承担责任。基弗帮助玛里克为自己的疑虑找到表达和解释,但当玛里克在台风中真正解除奎格的指挥权时,采取行动的只有他一人。受审时,玛里克试图不让基弗牵涉其中;基弗则在宣誓后作证称自己曾反对解除指挥权。因此,这段友谊受到考验,不只是因为两人意见不同,更因为讨论危机与承担果断行动的后果之间存在鸿沟。

共同的不满与不同的判断

汤姆·基弗把两人的挫折描述为他们对凯恩号生活的共同反应。他告诉玛里克,手册原则上是对的,但凯恩号的状况如此不堪,严格遵守常规程序似乎与这艘船格格不入。他把自己和玛里克说成是受不了那些把他们当作无知之人的军官的平民,并进一步打了一个关于擦鞋匠的比方——战时需要暂时抬高了一种狭窄的专门技能,使从业者得以支配那些不愿受人指使的人。他建议玛里克把这一切视为短暂的战时荒诞,并以豁达的态度忍耐过去。

这番话既有同情,也带着居高临下的意味。基弗理解玛里克的挫折,却也把军官们归为蠢人,把战争的要求称作一段“荒诞插曲”。这一说法有助于解释两人友谊中的思想氛围——他们可以把指挥体系当作需要理解和忍受的事物来讨论,而不只是服从它。然而,这个比喻也把实际的舰上指挥链简化成一种暂时的社会倒置。等玛里克必须在台风中决定如何行事时,这类谈论与行使指挥权所伴随的危险之间的距离便变得至关重要。

两人的分歧也体现在对奎格决定的一些小事上。搜寻一把据称失踪的钥匙时,基弗瞥了奎格一眼,鼓励玛里克试着搜一搜。玛里克被要求说明反对理由时回答说,他们甚至不知道这把钥匙是否存在,而且舰上可能藏东西的地方太多,搜寻毫无用处。他从实际困难出发推理,包括钥匙可能已经被扔进海里的情况。这段交流表明,他们一致反对奎格,并不意味着两人可以互换——玛里克依据眼前的实际情况提出理由,而基弗的支持则相对随意。

解除指挥权与不均等的风险

凯恩号在台风中奋力挺过风暴,奎格下令转向,与玛里克的指令相冲突时,玛里克接管了指挥权。他让值更官威利·基思记下时间,随后依据《海军条例》第184条的解除指挥权依据正式解除奎格的职务,称奎格有病。采取这一决定性行动的是玛里克。现有证据没有显示基弗在解除指挥权发生的当时参与其中;这段关系的重要之处,在于危机前那些影响彼此的想法和疑虑,以及玛里克后来独自承担的后果。

事后,格林沃尔德准备辩护时,试探玛里克是否会把基弗牵扯进来。玛里克把目光移开,坚持说责任在自己。格林沃尔德问基弗是否也认为奎格患有偏执症时,玛里克说自己不知道,并请求不要把基弗牵扯进来。这番对话具体展现了玛里克的忠诚——即使格林沃尔德正在设法说明这个决定是如何形成的,他也不愿利用朋友的意见来加强自己的辩护。

然而,格林沃尔德私下坚持认为基弗是这件事的关键人物,并称他是一位敏感的小说家,其影响助长了这场危机。他告诉玛里克,如果可能,就必须避免让基弗出庭作证——辩方并不需要他的证词,而且与其说玛里克是按照一名小说家所谓的精神病学见解行事,不如接受他自己的判断虽有错误、却出于高尚动机。这个说法是格林沃尔德的评估,并非对这段友谊的中立结论。玛里克转而重申自己对奎格状况的看法,并问格林沃尔德是否真的认为奎格没有精神疾病。即使受到压力、必须说出基弗的作用,他仍继续为自己判断的严肃性辩护,没有把朋友说成自己作出决定的原因。

基弗的证词与法庭上的距离

基弗出庭作证时确认,早在12月18日之前,他就知道玛里克怀疑奎格患有精神疾病。他说自己当时大为震惊,因为玛里克既是他的上级军官,也是他的亲密朋友,而且他从未想过拒绝帮助玛里克。他的叙述保留了两人关系中的亲密,同时也表明基弗了解玛里克这些疑虑所带来的风险。

基弗作证称,他认为航海日志中的记录不足以成为解除奎格指挥权的依据。他说,两人登上新泽西号后,自己曾严厉地告诉玛里克,记录无法支持这一行动,而且他们两人都可能遭到串谋发动兵变的指控。他还说,自己没有去找奎格,挑唆舰长对付他的副舰长——玛里克似乎已经放弃此事,而基弗也认为事情已经了结。两周后,玛里克解除奎格的指挥权时,他大为震惊。他说自己深感不安,预料玛里克、甚至其他人都将遇到严重麻烦,而且对此绝非乐见其成。

这份证词使这段友谊更难被简单归结为团结一心或背叛。基弗称自己曾试图劝阻玛里克,也不赞成解除指挥权;玛里克则拒绝把基弗事先知情一事变成辩护策略。但两人的说法并未消除责任上的不对等——基弗叙述的是警告与忧虑;玛里克承担了行动及其法律风险。军法官结束对基弗的询问后,格林沃尔德没有提问,也没有要求基弗再次出庭。辩方的沉默使基弗的说法未经玛里克自己的律师质疑便留在记录中,也使两人的关系在法庭上由各自所说的话和选择不做的事来界定。

责任重压下的友谊

玛里克保护基弗,并不能证明两人的判断完全相同。基弗关于擦鞋匠的比喻提供了一种忍受指挥的方式——把战时权威视为暂时而荒唐;而他后来在证词中强调,自己认为书面记录不足以支持介入。相比之下,玛里克最终在紧急情况下采取行动,随后坚持由自己承担责任。他们的情谊涵盖这两种立场,却无法让两者变得相同。

这段未能化解的不协调,构成了他们在法庭上的疏离。玛里克称基弗是亲密朋友,并拒绝牵连他;基弗承认两人关系亲密,同时讲述自己曾发出的警告和当时的震惊。两人的说法都没有带来明确的和解。相反,这段友谊是以指挥行动的后果来衡量的——基弗可以提出建议和反对意见,但作出决定、使两人走上法庭的是玛里克。这段关系中最突出的张力,是两人共同批评奎格,与独自承担据此采取行动的重担之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