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普军士长的去世，是一段已被战争创伤严重改变的人生的平静终结；也是一个转折点，使珍妮·菲尔兹与他的护理关系成为她家庭生活的开端。叙述将他的离世与珍妮怀着的孩子，以及她坚持认为自己的选择出于本人意愿，紧密联系在一起。

背景与衰退

战争期间，珍妮在波士顿慈悲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工作，许多从军医院转来的病人都是士兵。她为他们的伤情自行分类。重度受损的军士到来时，她发现很难将他归类——他属于“缺席者”，极其温顺，但他的状况或许还涉及显而易见的损伤以外的问题。

他只能用“加普”这个词交流。他的脑部受了伤，一些碎片留在过于脆弱、无法取出的部位。珍妮和其他护理人员担心，内部损伤可能会继续恶化。他的双手也缠着厚厚的绷带；此前他在运兵船上伸手去够火，之后便无法再从事一项曾给他带来重要乐趣的活动。有时，他感到不安时会伴有勃起；珍妮会坐在他身旁，抚摩他的背并与他说话，而不是让他独自面对困惑。

珍妮的照料与他的死亡

珍妮把军士当作既需要陪伴、也需要医疗照料的人。她试着用收音机转移他的注意力，但节目有时会使他难过，或让他更加焦躁。她不再尝试教他新词，而是回应他能够表达的内容；每当他反复呼唤，她都会留意并给予实际照料。

他的状况恶化后，不再踢动，也不肯进食；医院工作人员只得通过静脉为他供给营养。珍妮把他的衰退想象成重新回到胎儿般的依赖状态，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并不在场。一天，珍妮休班时，军士去世了。他的死亡发生在他早已失去正常成年生活能力之后，但叙述没有交代临终谈话或床边告别。

死亡、怀孕与意义

后来，T. S.加普将珍妮在他父亲去世时不在场这一点，纳入了对这件事意义的理解：“他还能在什么时候死呢？”加普写道。“只有我母亲休班的时候，他才能逃脱。”这句话将排班上的偶然情况转化为对珍妮作为护理者始终全心投入的反思，同时也承认，死亡使他得以摆脱一种自己无法控制的境况。

珍妮在回顾往事时，也将他的死亡与自己成为母亲的决定联系起来。“他死的时候，我当然有所感触，”珍妮·菲尔兹在她那本著名的自传中写道。“但他的精华在我体内。这对我们两人都是最好的事，是他得以继续活下去的唯一办法，也是我想要孩子的唯一理由。世人认为这是不道德的行为，只能说明世人不尊重个人的权利。”她的话表明，她没有把这次怀孕视作寻常的恋爱经历或令她后悔的行为，而是视为一种选择；这一选择根植于她对个人权利的理解，也关乎她希望延续什么。

因此，这场死亡带来的影响超出了医院病房。1943年，珍妮的怀孕显现后，她失去了工作。家人原本就料到她会怀孕，而她神情镇定、内心喜悦地在家族庄园中走动。她生下一个九磅重的男婴时，还没有为他选好名字。军士的死亡发生在这段新生命的门槛上——珍妮照料过的伤员已经离世，但他的名字和她怀着的孩子，将他的故事与此后延续的家庭联系起来。

叙事意义

这一事件将护理、身体的脆弱以及叙事传承联系起来。珍妮的照料通过日复一日的行动呈现出来——坐在军士身旁、对他说话，并设法排解他的烦闷；与此同时，叙述也清楚表明，照料无法逆转他的脑损伤，也无法阻止他的死亡。故事没有把他的命运写成一次胜利性的康复；这一事件的意义，来自珍妮和她儿子日后各自讲述的不同版本。

这一事件也确立了珍妮人生中一个持续存在的模式。她继续通过护理来理解自己，后来照料儿子，并成为前来求助的女性的顾问。军士的死亡因而既是终结，也是开端——珍妮陪伴的病人离世，而珍妮认定自己选择生下的孩子正由此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