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立方阻挠《纽约时报》调查韦恩斯坦的行动，是哈维·韦恩斯坦委托开展、并在一定程度上由其律师戴维·博伊斯参与策划的一场秘密行动。它的目标不仅是监视记者，还包括操纵消息来源、阻碍报道刊出。行动手段包括使用虚假身份、以欺骗方式接触女性和记者，以及订立一份明确将阻止文章刊出列为目标的合同。

背景与最初安排

韦恩斯坦长期雇用私人侦探维护自己的声誉。这类公司会监视记者、撰写报告，有时还会翻找记者的垃圾。在记者与报道对象之间不成文的规则中，这种做法被视为可疑，但并未被描述为令人意外或违法。黑立方的安排则在性质上有所变化——该公司不只是观察他人，还操纵他们，其中包括派出冒用虚构身份的行动人员。

2016年10月16日，韦恩斯坦在发给博伊斯的电子邮件中称黑立方是一家以色列公司，并表示自己是经埃胡德·巴拉克介绍认识该公司的。他还提到，该公司声称博伊斯的律师事务所曾雇用过它。博伊斯、席勒与弗莱克斯纳律师事务所此前确实与黑立方合作过；不久后，该所为韦恩斯坦与该公司签订协议。根据当年10月达成的合同，韦恩斯坦同意每月向黑立方支付10万美元，以掩盖其行为，使其免受审视。韦恩斯坦发出邮件时，该公司有两名行动人员刚在罗马尼亚因涉嫌黑客活动被捕。这一细节说明，该公司的工作处于有关其手段的严重指控背景之中，不过相关叙述并未证明这两名行动人员被捕与韦恩斯坦委托的任务有关。

欺骗性接触与目标

其中一条行动渠道由塞斯·弗里德曼负责。他是一名英国自由记者，为黑立方提供自己从韦恩斯坦担心可能披露不利信息的女性那里收集到的情报。弗里德曼向这些女性自称是曾为《卫报》工作过的记者。根据接触方式不同，他会称自己关注的是好莱坞生活或电影业。凯瑟琳·肯德尔及其他与他交谈的女性表示，她们以为自己是在和一名记者交谈，并未怀疑他另有所图。

黑立方还把本杰明·华莱士列为目标。当时，他正为《纽约》杂志调查韦恩斯坦如何对待女性。弗里德曼联系华莱士，称可以提供信息，但这些信息始终没有到手。一名女行动人员也以潜在消息来源的身份与华莱士会面。华莱士表示自己没说多少，因为怀疑她可能在为韦恩斯坦办事。由于消息来源难以接触，报道似乎也陷入僵局，华莱士和他的编辑最终暂停了调查。相关叙述并未把这一决定单纯归因于该行动人员的接触，而是展现了这种接触发生时更广泛的报道环境——潜在消息来源并不愿意开口。

到2017年5月，同一名行动人员以另一个身份——戴安娜·菲利普——接触罗丝·麦高恩。她声称自己负责鲁本资本合伙公司可持续且负责任的投资业务；该公司是一家位于伦敦的财富管理公司。她带有德国口音，使用英国手机号码，向麦高恩提出支付6万美元邀请她出席演讲活动，并表示自己关注女性议题，也有意投资麦高恩的制作公司。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们至少见了三次面，地点选在方便麦高恩的城市，并进行了长时间交谈。麦高恩甚至向她读了一段自己的回忆录。冒用身份所建立的信任，使行动人员得以接触谈话内容和材料，而麦高恩并不知道这些内容和材料正被纳入一项情报搜集行动。

七月修订与《纽约时报》的调查

到2017年7月，这项安排面临两个直接的复杂情况。韦恩斯坦与黑立方对一笔账单存在争议——该公司因获得麦高恩回忆录的信息而要求支付奖金，韦恩斯坦则认为相关页面大多只是重复了一条推文。与此同时，乔迪·坎托和梅根·图赫正在为《纽约时报》报道韦恩斯坦。博伊斯协助重新谈判合同，以同时处理账单争议和记者调查带来的威胁。

修订后的协议明确写入了阻止报道的行动目标。黑立方须提供情报，协助韦恩斯坦阻止纽约一家主要报纸刊登负面报道。名为安娜的行动人员——她曾以戴安娜·菲利普的身份接触华莱士和麦高恩——被安排全职参与此案，另有一名所谓的自由记者一同参与。合同还规定，可由使用伪造社交媒体身份的行动人员、语言专家和专注于社会工程的行动专家参与，并接受以色列情报部门前负责人的建议。如果黑立方成功阻止报道刊出，将获得30万美元奖金。博伊斯于7月11日签署修订协议；数周后，兰尼·戴维斯才与坎托、图赫和丽贝卡·科贝特在《纽约时报》会面。

这项行动也与记者争取韦恩斯坦回应的努力发生交集。在与记者会面时，戴维斯以可能安排采访作为诱因，却没有透露一名黑立方行动人员曾出席他与韦恩斯坦的第一次会面。后来他才告诉图赫有关该行动人员的情况，并表示自己当时并不清楚对方究竟为其委托人做什么。戴维斯会面当周，坎托收到了使用戴安娜·菲利普身份的女性发来的消息。该女子称自己代表鲁本资本合伙公司，希望坎托为有关推动职场女性发展的活动出力。坎托拒绝了邀请，但这次接触使行动的欺骗性接触范围从麦高恩和华莱士延伸到了正在准备这项调查的一名记者。

保密作为更广泛的障碍

黑立方行动发生时，保密本已限制了人们能够了解到的骚扰信息。在记者调查的其他性骚扰和解案中，女性可能被要求交出录音、日记、电子邮件和其他证据；相关限制也可能禁止她们或她们的律师帮助有类似主张的人。这些条款与黑立方的情报行动并非一回事，但构成了这项调查试图揭示的更广泛环境的一部分——有关被指控行为的信息可能被对未来雇员、记者和公众隐瞒。

对于希望获得金钱、隐私或重新开始生活的女性而言，这类协议可能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在诉讼结果难以预料的情况下。本书描述了不适用于部分劳动者的联邦法律保护、可能短至180天的起诉期限，以及上限为30万美元的赔偿金额；书中还指出，有些律师按胜诉结果收取费用，若在法庭上败诉，可能一无所获。这些压力有助于解释私人和解为何屡屡出现，但并不能证明任何特定和解促成了黑立方行动。这两种机制共同展现了不同形式的隐瞒——合同限制可能使指控和证据不为外界所见，而秘密接触则试图搜集信息并干扰可能让这些指控公之于众的新闻报道。

这项行动的重要性在于其蓄意对抗审视。黑立方的行动触及潜在消息来源、一名竞争媒体记者、麦高恩以及《纽约时报》的记者；修订后的合同则把这项行动与阻止报道刊出的经济报酬挂钩。这场行动使调查不仅成为一篇关于韦恩斯坦行为的报道，也成为一场围绕谁能控制相关信息的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