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霍尔遗失拍有鲍勃·迪伦家人的相机

沃霍尔弄丢了那台装有鲍勃·迪伦一家照片的相机，这使他摄影日常中的普通一环变成了无法挽回的缺失。日记分两天记下了这件事——先是他到麦迪逊广场花园演出场馆后台探访，在那里拍摄演唱会周围的气氛；随后，第二天晚上吃饭时，他发现相机和那卷格外珍贵的胶卷都不见了。那些遗失的照片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它们是纪念照，更因为照片拍到了迪伦和他的孩子以及孩子的母亲。

麦迪逊广场花园演出场馆的拍摄许可与限制

7月17日，里克·奥卡塞克开车载着沃霍尔等人前往麦迪逊广场花园演出场馆。豪华轿车直接开上舞台，众人获准在场内四处走动和拍照，许可范围格外宽泛。尽管如此，沃霍尔在拍摄鲍勃·迪伦和另外两位音乐家之前还是先征求了同意。迪伦拒绝了。这一区别虽小，却颇能说明问题——获准广泛拍照，并不意味着被拍摄者对某张特定照片的决定权就此消失。

沃霍尔的记述将这次拒绝置于探访期间略显不安的社交氛围之中。迪伦穿着银色鞋头的牛仔靴，喝着吉姆·宾威士忌。沃霍尔后来听说，迪伦与女友争吵后心情不好；据说女友曾把他所有的作品一概说成“不过如此”。日记把这件事记作拒绝之后传来的消息，而不是沃霍尔开口请求拍照时已经知道的情况。它为当时的情形提供了背景，但并未证实争吵导致了迪伦的决定。

这次探访拍下了一些照片，不过沃霍尔认为没有一张特别成功。他拍了四卷他所谓的气氛照。第二天，他把那些演唱会照片与遗失的胶卷区分开来——后者才是他最看重的一卷，因为里面拍有迪伦和家人。一组活动现场照片与一份家庭记录之间的差别，赋予了这次遗失特别的分量。

发现相机遗失与失踪的胶卷

7月18日，沃霍尔发现自己的相机不见了。他把相机里的胶卷称作“神奇胶卷”，并具体说明里面拍有迪伦、他的孩子和孩子的母亲。这篇日记没有解释相机何时、何处遗失，也没有说明是否有人找回了相机。它记下了沃霍尔发现遗失的那一刻，之后转而记录当晚的其他安排，没有交代事情如何收场。

文森特·弗里蒙特安排了晚餐，同行者有里克·奥卡塞克、奥卡塞克的伴侣保利娜，以及与他们交往圈有关的人。沃霍尔和同伴去了罗马咖啡馆，随后与奥卡塞克步行前往位于第八街的电气女士录音室。天开始下雨；路人先认出了奥卡塞克，接着又认出了沃霍尔，于是众人停下来签名。就在这段步行途中，沃霍尔发现相机不见了。他打电话给罗马咖啡馆，询问相机是否落在那里，但日记没有提及相机失而复得，也没有记载后续寻找。夜晚仍在继续，照片却依然不知所踪。

在电气女士录音室，奥卡塞克播放了自己的专辑。沃霍尔听出了大量录音室工作所呈现的细微差别，并记下奥卡塞克租下地下室两年，在录音室时间上花了数百万。这段关于精细录音制作的记述与失踪的相机并置，却没有解释或解决相机的遗失——一种录制材料得以细细回放，而沃霍尔最想要的那些影像却已无法查看。

摄影作为实践与记录

这件事发生在一种生活之中——摄影既是工作，也是一种记录日常行踪的方式。沃霍尔的肖像创作过程有一套系统做法——他用宝丽来Big Shot相机为对象拍照，从约六十张照片中挑选，再通过裁切和修饰来塑造选中的形象，之后将其制成丝网版画肖像。这台遗失的相机并未被说成用于这种委托肖像创作，日记也没有说迪伦的照片是为制作肖像而拍。两者的对比仍然清晰可见——他的职业创作影像可以经过挑选、修饰、放大和复制，而这卷家庭照片却系于一台相机和一件下落不明的物品。

沃霍尔还写道，他开始无论走到哪里都拍照，为的是证明自己确实去过所描述的所有地方。因此，摄影可以充当到访的记录，而不只是创作完成作品的素材。那些家庭照片则有另一种具体意义——它们保存了迪伦私人生活的一个特定视角；沃霍尔立刻将那卷胶卷称作重要的那一卷，足以表明他有多看重这些照片。日记没有透露每一格画面具体拍到了什么，因此，这些照片的重要性只能依据沃霍尔有限的描述来理解，而不能靠重构影像来推断。

日记形式与记录的边界

这段记述来自沃霍尔的日记；日记按日以对话般的日常记录方式写成，后由帕特·哈克特编辑出版。哈克特解释说，出版的日记删节自长得多的原稿，省略了整日的内容以及部分日记段落，也删除了许多姓名以保持叙事流畅。这些编辑做法提醒读者，不应把出版版本视为照片、寻找过程或在场者的完整清单。但这并不能证明有关这次具体遗失的任何细节曾被删去；它们只是指出，出版的日记能够证实的内容有所局限。

在这些限度之内，这件事以相机没有找回而告终。沃霍尔的注意力从热闹的演唱会现场转向遗失的相机，又从雨中散步时受到公众认出转向他原本希望留存的一家人的照片。记述没有交代后续结果。留下的是一种对照——他一直在拍摄影像，而相机却突然无法替他保存这些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