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onard Patz认罪及死亡

伦纳德·帕茨的认罪书与死亡使对雅各布·巴伯的起诉在法律上戛然而止，但并未厘清事件真相，也未消除案件造成的代价。帕茨收到出庭传票后死亡，并留下认罪书；调查人员核实其为真迹后，政府随即撤销了对雅各布的起诉。后来，安德鲁·巴伯怀疑詹姆斯·“父亲”·奥利里迫使帕茨认罪，因此，这一表面上的了结既是法庭上的洗脱罪名，也成了持久不散的不确定性之源。

认罪书及其时机

乔纳森·克莱因按照对法庭的承诺，安排向帕茨送达了传票。第二天晚上，帕茨自杀身亡，留下了一份完整的认罪书。克莱因告诉安德鲁，调查人员整晚都在帕茨的公寓，并已确认笔迹；这份字条确为真迹。起初，这个消息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但其出现的时机使之成为决定性因素——针对雅各布的案件即将进入法庭裁决阶段，而认罪书指认了另一人为责任人。

克莱因原计划在法庭开庭时提出撤案动议。然而，在此之前，尼尔·洛吉迪斯提交了不起诉申请，正式宣布政府决定撤销指控。因此，这项命令并非源自陪审团对相互冲突的证据作出评判，而是检方针对新近核实的认罪书作出的决定。

雅各布获释

九点整，法官登上审判席，要求雅各布起立。他告诉雅各布，他已经自由了，雅各布与安德鲁随即欢呼并拥抱。之后，书记员宣读了正式的撤案文书——马萨诸塞州政府已提出不起诉申请，雅各布获准解除起诉，可以无需再出庭，先前缴纳的保释金可退还担保人。案件就此撤销。

对安德鲁和劳里而言，这个消息是在漫长审判之后突然到来的逆转。他们叫醒雅各布，把认罪书的事告诉他，然后穿着出庭时的衣服，等着前往法院。他们收看电视并查看波士顿网的报道，想确认帕茨死亡的消息，却一无所获。他们如释重负，但在撤案正式生效前仍克制着没有完全庆祝，因为他们知道洛吉迪斯仍可能继续起诉。法官的命令把消息转化成了法律结果——雅各布不再受到起诉。

获救与失去的裁决

安德鲁认为，撤案的意义不止于无罪判决。在他的理解中，无罪裁决只能说明检方未能证明其指控；帕茨的认罪书在他看来则证明了雅各布无辜，并抹去了这场磨难。这一区别解释了这个家庭何以感到几乎奇迹般地获救，同时也显露出他们的宽慰有多大程度依赖于把认罪书视为定论。

后来，安德鲁就这份认罪书当面质问父亲威廉·“血腥比利”·巴伯。安德鲁说，他相信詹姆斯·“父亲”·奥利里是在雅各布庭审中遭遇特别糟糕的一天后去了帕茨的公寓，吓得帕茨签下认罪书，随后又让他丧了命。这是安德鲁的推断，并非已经证实的结论——比利没有回应，而安德鲁意识到，两人都明白同一个困局——没有认罪书，就没有案件；没有案件，也就不会有认罪书。

比利称这次介入是救了雅各布一命的举动。安德鲁不接受这种辩解。在他看来，奥利里所谓的介入剥夺了雅各布听到陪审团宣告他无罪的机会。尽管起诉已经撤销，安德鲁仍担心人们会继续相信雅各布是凶手。因此，这一事件结束了检方的起诉，却没有带来安德鲁认为洗清儿子名誉所必需的、由双方对抗并公开作出的裁决。

法律上的了结与未解的真相

这份认罪书之所以成为转折点，是因为它几乎立刻改变了政府的案件和雅各布的法律身份——指控被撤销，法庭也正式解除对他的起诉。但小说将程序上的了结与对认罪书来源的确定性区别开来。笔迹得到核实，帕茨的认罪书也被认定为真迹；安德鲁后来怀疑的是认罪书如何取得，而不是字条是否存在。

这一差距使结果具有双重含义。雅各布摆脱了起诉，但安德鲁认为，缺失的审判使他失去了最有力的公开平反机会。比利声称这次介入救了雅各布，安德鲁则坚持认为它剥夺了雅各布在法庭上为自己辩白的机会；同一个举动因此被赋予彼此冲突的判断——保护与损失。案件在法律上终结了，而对其了结方式的疑虑仍未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