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drogen bomb

氢弹进入这段历史时，并不是一件已经完成的武器，而是一个是否要着手研制的问题。1949年末，研制超级炸弹的设想——据称其破坏力将超过投向广岛和长崎的炸弹十倍以上——迫使哈里·S·杜鲁门权衡科学和道德方面的反对意见，以及人们认为落后于苏联所带来的危险。他决定继续研制，使这种武器成为公共议题，并加剧了核军备竞赛；与此同时，顾问们仍在争论，制造这种武器是否会让国家更加安全。

从原子弹到超级炸弹

苏联原子弹改变了美国对核竞争速度与走向的预期，此后，研制超级炸弹的提议逐渐成形。1949年10月，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召开高度机密的会议，开始考虑研制热核武器，并将其称为“超级炸弹”。这一设想之所以令人震惊，恰恰是因为它将原子弹的破坏规模进一步扩大——预计这种新武器的威力将超过用于攻击广岛和长崎的炸弹十倍以上。令人担忧的并不是这种装置已经造出，而是苏联如今或许也有能力着手研制。

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刘易斯·施特劳斯最先提出这一项目，爱德华·泰勒则大力支持。此项提议立即使顾问们产生分歧。詹姆斯·B·康南特和J·罗伯特·奥本海默反对研制；恩里科·费米起初似乎支持，后来改变了立场。科学顾问委员会最终基于技术和道德理由否决了这一项目。奥马尔·N·布拉德利主要出于心理层面的重要性而支持该项目，而戴维·E·利连索尔则私下反对。利连索尔担心，声称美国别无选择，掩盖了人们未能设想其他选择这一事实；他还担心，对未来武器的信心会促使美国不明智地依赖原子武器。

当时看来，苏联掌握原子弹技术的时间比多数预测早了三至五年，这使争论更加尖锐。美国四年原子武器垄断地位的终结并未在国内引发恐慌，却加剧了冷战恐惧。在这种局势变化下，支持者可以辩称，拖延并不能阻止苏联的研究；反对者则警告，新武器可能加剧它原本要应对的危险。问题既关乎技术，也关乎政治——美国是否应接受更强大的武器，并将其视为防御所必需；还是应抵制把核武器变成国家的主要保护手段。

分歧重重的审议成为公共议题

11月9日，顾问委员会的报告送达杜鲁门。报告一致建议不要研制超级炸弹，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也表示赞同。委员会自身曾以三票对两票否决这种武器，利连索尔投下了决定性的一票。分歧并未就此结束。次日，杜鲁门任命迪安·艾奇逊、路易斯·A·约翰逊和利连索尔组成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委员会，后来称为氢弹特别委员会，负责就是否继续研制以及是否应将此事公开向他提出建议。

这场辩论很快超出了原定的保密范围。《华盛顿邮报》记者阿尔弗雷德·弗兰德利捕捉到一个线索——科罗拉多州参议员埃德温·约翰逊在纽约一档地方电视节目中谈及自己对科学家能否保守秘密的担忧。一周之内，华盛顿方面已知道正在考虑研制超级炸弹，“氢弹”一词也进入了公共讨论。爱德华·泰勒和欧内斯特·劳伦斯游说支持研制。卡尔·T·康普顿也敦促杜鲁门继续推进，理由是如果没有关于原子能管控的国际协议，美国别无选择。

军事顾问和科学顾问对利害关系的界定各不相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希望立即启动紧急计划。奥马尔·N·布拉德利认为，道德污点属于战争本身，也属于挑起战事的国家，而不在于武器之间的区别。相较之下，利连索尔警告说，制造新型炸弹可能让美国人误以为届时力量平衡将有利于美国。他还质疑此举对国防预算和外交政策的影响，并担心在激昂情绪中作出的决定会堵住重新审视军备竞赛的道路。艾奇逊承认这些反对意见颇有分量，但认为有两项事实足以压过它们——推迟不会阻止苏联的研制工作，而美国公众也不会接受拖延。

杜鲁门的决定

1950年1月31日，氢弹特别委员会在旧国务院大楼216室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艾奇逊主持会议，并提交了一份支持研制的总统声明草案。利连索尔再次反对这一做法，也反对以依赖原子武器作为国防基础的假设。杜鲁门告诉他，自己一直认为美国绝不应使用这类武器，维护和平才是目的。但他也认为，公众和国会舆论正转向支持采取行动，并表示自己看不到其他办法。

杜鲁门作出的关键追问是——苏联能否造出这种武器？在场成员点头表示肯定。海军上将索尔斯警告说，时间紧迫；杜鲁门由此断定美国别无选择，将继续推进。他的推理借鉴了先前对希腊援助问题作出的决定——他回忆说，当时也有人对那项政策作出严峻预言，但人们担心的灾难并未发生。这一比较表明，他相信即便情况不明也应采取行动，但并未消除利连索尔的担忧——每一种新武器都可能使美国更加根深蒂固地依赖核武器。

杜鲁门发表公开声明，使这一决定正式生效。他表示，作为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他已指示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继续研制各种类型的原子武器，包括氢弹或超级炸弹。这项声明使政府正式承诺继续研制；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当时已经造出可用的氢弹。这一区别十分重要——该决定是继续研究的指令，并非宣告武器已可投入使用。

后果与意义

利连索尔后来形容，委员会里的气氛仿佛一场葬礼，并记下自己希望判断有误。尽管总统的军事、科学和外交顾问仍在争论这种武器，公众却一直被排除在讨论之外；这场辩论已经从保密的科学与行政审议进入全国政治。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电视上露面，警告说大气层可能遭到放射性污染，并总结道：“全面毁灭正在逼近。”他的发言反映了一种更广泛的担忧——超级炸弹造成的后果可能超出国防规划者的估算。

这一决定揭示的是一项治理困境，而非已经达成定论的共识。杜鲁门的命令是在顾问一致建议反对研制、委员会投票结果分裂的情况下作出的；当时利连索尔和其他科学家提出了严肃反对意见，但军方的强力倡议以及与苏联能力相匹配的压力也日益增大。因此，在这段叙述中，氢弹既是拟议中的威慑工具，也表明人们认为有必要防范对手时，其他选择的空间可能随之缩小。其意义不仅在于预期中的巨大威力，也在于美国选择将苏联可能研制这种武器视为决定性因素，尽管顾问们仍对其是否明智以及依赖这种武器的代价存有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