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古代
《东方学》在爱德华·萨义德的论述中,古典古代屡次被援引为证据,仿佛一道持久不变的边界将东方与西方分隔开来。这种表面上的延续性,并非对两个一成不变的文明所作的中性描述,而是东方主义话语的产物;这种话语把经过选择的词语、历史和比较转化为固定真理。萨义德考察现代作者如何重新运用看似源自古代的对立观念,由此说明历史差异如何被用来支撑政治等级,并说明关注具体历史如何动摇沿袭而来的框架。
被重塑为永久边界的古代疆界
在法国期刊《月刊笔记》1925年刊出的一项调查中,有关东方与西方关系的问题把两者彼此隔绝,以及东方影响法国思想的危险,视为亟待讨论的议题。萨义德将这种思想氛围视为证据,说明与东方主义学术相关的主张已经成为公认的文化真理。调查中的问题并非只是探询差异,而是把一条古老边界当作讨论理应以之为前提的出发点。
萨义德将这种延续性置于更长的历史脉络中——他指出,东方与西方之间剑拔弩张的边界,在现代东方主义思想中几乎原封不动地延续至今,其历史可追溯到古典古代。这一说法使这种区隔显得比任何特定的政治争端都更古老,因此也显得自然,甚至不可避免。然而,话语中某条边界的延续,并不能证明边界两侧的民族或社会具有固定且彼此对立的本质。它所显示的是,沿袭而来的模式如何通过在新语境中不断重述而延续下来。
固定差异的语法
东方主义语言本身强化了这种永久不变之感。其代表性陈述采用断言式表达,看似不言自明,并以永恒不变的现在时态写成,使主张听起来像既定事实,而非有待证据支持的阐释。于是,一句简单的断言便能将历史性的、存在争议的描述转化为持久的类别;反复重述赋予主张权威,同时掩盖了产生该主张的选择与比较。
这类类别也依赖一个隐含的对立面。把东方界定为固定类型,就意味着设定一个同样稳定的西方作为衡量标准,而且东方往往被视为较低等的一方。由此形成的对称关系具有欺骗性——双方被安排成相互对应的两端,但这种比较却把权威赋予欧洲观察者,并将另一个社会贬为描述对象。这样一来,所谓古老的东西方分界就成了现代知识与权力运作的工具。
现代案例及其影响
萨义德通过阐释现代阿拉伯政治生活时所用的语言,说明了这一过程。在讨论伯纳德·刘易斯对阿拉伯语词“thawra”的论述时,他指出,该文直到接近结尾才处理这个词在当代的含义,此前主要讨论它在历史与宗教语境中的早期用法。随后,论述追溯该词词根的含义,包括骆驼起身以及被激起或兴奋起来,再提到该词用于指法国大革命及后来的革命。萨义德认为,这种强调词源的做法,将注意力从现代政治承诺转移到躁动和影响较小的意象上。
其影响并不只是词汇之争。东方主义学术若主要通过对词源的选择性叙述来处理一个当代概念,就可能使现代阿拉伯政治行动显得缺乏独创性、不严肃,或无法以自身的立场表达价值观。萨义德认为,这种本质主义描述既不能解释阿拉伯世界的革命动荡,也无法使读者为之做好准备。一个被当作沿袭智慧呈现的古老东西方框架,反而成为理解历史变迁的障碍。
重拾历史差异
萨义德提出的另一种做法,并不是以另一套永恒不变的文明叙述取而代之。他反对存在某种稳定、具有本质的伊斯兰或东方这一假设,并坚持认为,人类现实始终在被创造和重新塑造。关键的区别在于——一种本质主义观点掩盖历史变迁;另一种探究则关注塑造其描述的利益与权力关系。后一种方法使人们得以研究文化差异,而不把差异变成敌意或永久对立的证据。
他将拿破仑的《埃及志》与阿卜杜勒-拉赫曼·贾巴尔提三卷本的入侵记述相比较,使这一方法论要点有了具体体现。拿破仑麾下学者团体在征服军队的支持下编成规模宏大、组织严密的著作;与之并置的,则是一个从遭入侵者立场写作之人的记述。前者从法国帝国计划内部呈现埃及,后者则从权力关系的另一端记录这场入侵。合在一起阅读,这些著作构成一种历史经验,而非东西方永恒冲突的证据。
萨义德还指出印度庶民研究学派的修正主义研究。该学派学者试图把印度历史从民族主义精英的支配下重新呈现出来,并恢复城市贫民和农村大众在历史中的作用。这项研究显示了质疑以下问题的价值——谁的声音得以被听见,哪些记录塑造了某种叙述,以及一种号称普遍的历史遗漏了谁的经验。因此,在这一论述中,古典古代的作用并非为东西方关系确立一项最终的古代裁决,而是揭示对深远历史延续性的主张如何遮蔽不平等的接触,以及其中包含的多元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