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th century
《东方学》在本书对东方主义的论述中，十八世纪是一个转折点——欧洲的探究超越了对伊斯兰教狭隘的宗教观念，借助旅行、历史比较和新的分类方法；与此同时，欧洲不断扩展的知识仍将欧洲置于观察者和解释者的位置。这一时期拓宽了研究领域，使更具历史意识的接触成为可能，同时也为一套制度与思想结构奠定基础，使东方能够按照西方的用途加以安排。
从以伊斯兰为主的东方到更广阔的视野
十八世纪中叶以前的大部分时期里，在欧洲文化记忆中，东方最严格地说就是伊斯兰东方。较早的参照点包括君士坦丁堡陷落、十字军东征，以及西西里和西班牙的征服。这些事件使伊斯兰教被视为一种威胁，而更广阔的亚洲世界虽存在于欧洲知识之中，却并未完全被纳入这一形象。本书指出，到十八世纪中叶，情况发生了变化——东方学知识的典藏不再主要意味着伊斯兰教、阿拉伯人或奥斯曼人，探究范围开始扩展。
在这幅欧洲地图中，印度占据着不同的位置。葡萄牙于十六世纪初在那里建立最初的据点后，欧洲人的存在逐渐扩大；英国自1600年至1758年长期以商业活动为主，随后转向政治支配。印度并不像伊斯兰教在欧洲人的想象中那样，代表着来自本土的威胁。相反，本土权威的衰弱使次大陆向欧洲的竞争与控制敞开，助长了一种占有心态，而这种心态并未伴随可靠的知识。巴泰勒米·德·埃尔贝洛的《东方百科辞典》中有关印度—波斯主题的词条依赖伊斯兰文献；直到十九世纪初，“东方语言”一词常被视为“闪米特语言”的同义语。
欧洲知识的拓展并未立即打破这一狭隘的历史承袭。梵文、印度宗教和印度历史，直到威廉·琼斯在十八世纪末作出努力后，才获得科学知识的地位；即便是他对印度的兴趣，也是在他此前对伊斯兰教有所了解的基础上形成的。欧洲人要获取印度财富，也必须穿越伊斯兰省份，而欧洲人将这段路途视为危险的宗教通道。英国和法国于1744—1748年以及1756—1763年两度为争夺印度而战；到1769年，英国实际上已控制次大陆的经济与政治。书中将拿破仑后来决定进攻埃及，置于这一帝国背景之下——埃及位于通往英国东方帝国的伊斯兰路线之上。
探索、比较与分类
十八世纪视野的拓展并非仅由东方学研究促成。旅行文学、想象中的乌托邦、道德旅行记和科学报告，使遥远社会得以持续进入人们的视野。本书将亚伯拉罕-阿西亚特·安克蒂尔-迪佩龙和威廉·琼斯的发现，置于更广阔的欧洲探索领域之中；这一领域还包括库克、布干维尔、图尔内福尔和阿当松的航行，以及威廉·丹皮尔的报告、法国商人在太平洋的活动，还有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和美洲的报告。然而，这种视野的扩大并未使欧洲失去中心地位——欧洲仍是主要的观察者，旅行者的记述则有助于巩固殖民地和欧洲中心视角。
历史比较也改变了欧洲作家看待其他社会的方式。十八世纪的历史人类学可以将文明视为比较对象，而不只是宗教对手。吉本能够将伊斯兰教的兴起与罗马的衰落并置考察；维柯则通过早期社会富有诗意、据称处于野蛮状态的起源来理解现代文明。这类比较能够引导欧洲人关注非欧洲文献来源，并帮助他们重新思考自身历史。但它们也使东方能够在欧洲学者设计的框架中得到理解。
另一项相关变化是分类方式不断增多。哲学家、历史学家、百科全书编纂者和散文家将各民族归入生理和道德类型，为欧洲人、亚洲人、非洲人及其他群体赋予概括性特征。林奈、孟德斯鸠、塞缪尔·约翰逊、布卢门巴赫、索默林和康德的著作，体现了这类分类得以传播的作者范围。本书指出，到了十九世纪，当道德概括与遗传或基因类型理论相联系时，其影响力可能进一步增强。此时，东方人被描述为具有据称普遍的特征，包括原始状态和独特的精神背景。
本书指出，现代东方主义背后有四股彼此关联的潮流——地理范围的扩张、历史比较、对欧洲以外文化的同情或选择性认同，以及分类。这些潮流共同促使欧洲研究摆脱纯粹基督教和《圣经》框架的限制。印度、中国和日本，以及苏美尔、佛教、梵文、琐罗亚斯德教和摩奴，拓展了欧洲人构想过去时所依凭的地图与年代体系。历史探究能够将穆罕默德视为一个曾影响欧洲的人物，而不只是宗教敌人；更广泛的人类社会联系，也能够挑战这样一种看法——基督教欧洲是一个永久遭外来者围困的共同体。与此同时，关于种族、肤色、起源、气质和性格的分类日渐增多，越来越多地用于组织对人类差异的认识。
1798年入侵与现代研究领域
本书将拿破仑1798年入侵埃及视为这一时期决定性的政治与思想接触。书中称这次远征是一个文化以看似科学的方式占有另一种文化的范例。占领开启了东西方之间的一系列进程；作者认为，这些进程持续影响着现代文化与政治视角。埃及以及后来其他伊斯兰地区，成为西方认识东方的现实疆域和实验场——在这里，学术研究能够与实际权力相结合。
这次远征留下的持久学术纪念物是《埃及志》。其规模赋予这次入侵集体学术事业的面貌，同时也固定了欧洲知识与观察、组织和表述被占领社会之权力之间的关联。按照本书的论述，这次远征并非只是增添了有关埃及的资料。它帮助确立了东方主义的场景——东方可以被当作唾手可得的研究对象，而西方知识则成为能够产生政治后果的工具。
世俗化与制度化转型
十八世纪的变化为东方主义成为现代世俗研究领域创造了条件。地理与历史探究的扩展削弱了《圣经》地图和年代体系的局限；比较历史推动了对犹太—基督教传统以外文化的研究；选择性认同使欧洲以外的社会更易成为欧洲反思的对象；更精细的分类体系则将人类群体划分为日益复杂的类型。这些发展能够为历史理解开辟空间，但本书强调，它们也使东方更容易在欧洲范畴之内得到理解。
在本书的论述中，这一时期的重要性在于其双重进程。欧洲的探究范围更广，在某些方面也更关注历史材料；然而，其扩展同时伴随着商业竞争、政治占领，以及界定其他民族的权威日益增强。因此，随之而来的现代东方主义，既不只是中世纪宗教敌意的延续，也不是对新发现的中立累积。它产生于一个转变中的思想格局，在这一格局里，研究、分类和帝国势力范围日益相互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