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th century
《东方学》19世纪是现代东方主义的形成时期，欧洲学术研究与不断扩张的帝国权力日益相互强化。在爱德华·萨义德的论述中，这一时期的关键转变并非只是关于东方的学术知识增加——文本描述、分类和概括成为持久体系的一部分，欧洲机构借此宣称自己有权解释、重塑并治理其他社会。这一体系的影响超越了特定的占领行动，也超出了它最初形成时的学术环境。
帝国扩张与现代东方主义的形成
19世纪的东方主义计划属于领土扩张非同寻常时代的第一阶段。萨义德强调这一历史背景的规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欧洲已殖民地球上85%的土地。因此，现代东方主义不仅应作为一种思想传统来考察，也应视为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一部分；这门学科积累知识的同时，帝国权力也在扩张对人口与领土的控制。
这种关系既非单纯巧合，也不是学术与政治之间抽象的相似性。东方主义描述帮助欧洲列强理解并掌握东方，而欧洲扩张则赋予这些描述制度影响力与实际后果。用萨义德的话说，从在文本中认识并界定东方，到将这些界定付诸实践，这一转变贯穿了现代帝国史。学术研究能够保存并翻译手稿、教授语言、培养富有同情心的欧洲学生；与此同时，它的重构方法也能为军队、行政机构和官僚体系日后的行动铺路。
在萨义德对拿破仑占领埃及的论述中，知识与权力的结合尤为明显。《埃及志》由占领行动的学术与行政机构合作编纂，以欧洲的方式对该地区进行分类、记录和阐释。这项计划能够把殖民知识呈现为对现代学术的贡献，尽管埃及人并未受到征询，他们的历史也被当作材料，用来编写一部服务于自身目的以外事务的叙述。该文本并非只是报告连贯的埃及历史，而是以一种自称代表世界历史的叙事取代了那段历史；实际上，这意味着欧洲历史。军事占领虽告失败，但更广泛的构想仍然延续，帮助确立了一个现代框架，使东方得以被描述、重组并纳入欧洲的影响范围。
分类、差异与文化权威
19世纪的东方主义知识依赖语言、种族、类型、肤色和心态等宽泛类别。这些类别把阐释呈现为中立描述，却同时带有评价意味。它们将人们划分为“我们”和“他们”，并把欧洲价值观置于理性、人道且具权威的位置。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和生物学理论，以及一种宣称普遍适用的人文主义文化传统，都强化了这种对立；后者能够把外部群体界定为有所欠缺或缺乏能力。
在19世纪晚期的文化中，种族理论与帝国政治同一种经过选择性吸收的科学汇合。关于原始起源、文明进步、现代颓败以及欧洲人或雅利安人命运的主张，使殖民扩张看似符合一种表面上以经验为依据的人类差异论。现代东方人可能被描绘成昔日辉煌的衰败遗存，而专家则宣称有权从当下处境中筛选出古代文明的痕迹。由此形成的不仅是一套表达文化差异的语言，也是一种决定被归入这些类别的人群能力与历史命运的权力主张。
这种权威也会体现在对具体遭遇的书写中。萨义德借助古斯塔夫·福楼拜对埃及舞者与交际女性库楚克·哈内姆的描写，说明强势一方如何能够代替另一方发言——福楼拜相对富裕的处境、外国人身份以及欧洲男性的位置，帮助他把一次遭遇转变为广泛流传的“东方女人”形象，而她在他的叙述中无从表达自己的情感或历史。这一事例表明，文学表述能够参与更广泛的不平等权力格局，而非置身其外。
从学术研究到公共与政治学说
东方主义思想并未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19世纪，职业化的东方学帮助欧洲重新获得它所说的人类失落的一部分；到了20世纪，这一传统也可能成为政策工具，以及欧洲借以解读自身与东方的一套准则。这一转变涉及学术著作中的假设向大众文化、政治论辩、殖民管理和所谓文明使命的论述传播。
萨义德认为，经验科学的权威使这类概括尤其持久。关于语言类型的命题可以延伸为有关语言使用者的心智、文化、潜能乃至身体的主张。当这些命题被当作客观真理时，它们便赋予一种等级秩序以科学可信度，而这种秩序反复将欧洲置于非欧洲社会之上。类别表面上的稳固性掩盖了它们如何形成，也遮蔽了它们与传播这些类别的社会之政治利益之间的密切关系。
这一时期的思想结构也长期延续于制度之中。东方主义知识成为可传授的学问，在学术机构、书籍、会议、大学和外交机构中不断再生产。萨义德指出，这种延续不能解释为一堆零散谬误的遗存——它是一套彼此关联的理论与实践体系，由各种机构支持，并靠持续的物质投入维系。这些投入使东方主义成为一种得到认可的框架，东方借此进入西方意识；也使其主张超越专业领域，传播到一般文化之中。
伊斯兰东方学与综合的局限
萨义德区分了伊斯兰东方学的发展与他所说的其他人文科学的综合抱负。在这一分支中，综合并未拓展学者对共同人类经验的认识，反而往往强化了伊斯兰所体现的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差异。他认为，与其他人文科学及东方学的其他分支相比，伊斯兰东方学在方法论和意识形态上较为落后；它也相对隔绝于人文学科的发展，以及历史、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
到19世纪末，一些观察者已经注意到这种滞后。1873年在巴黎举办的第一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上，学者们能够看出，闪米特学与伊斯兰学分支总体上落后于东方学的其他领域。萨义德将这种状况与闪米特东方学和伊斯兰东方学所源自的宗教背景持续发挥影响联系起来。因此，该领域发展受限并非只是学术进度较慢的问题——其思想习惯也助长了伊斯兰与西方之间更鲜明的界线。
重新评估与持续影响
萨义德后来的反思强调，现代东方主义不能脱离帝国背景；这一背景的全球性阶段始于拿破仑1798年入侵埃及。他反对把东方主义视为对语言、社会和人民的无害研究，同时也不把自己的论点简化为将一个全然有罪的西方与一个无辜的东方截然对立。相反，他所批评的是一种本质主义体系——它把异质且不断变化的人类现实当作某种持久的东方本质，并将其视为由同样固定不变的西方从上方观察所得。这样的观点掩盖了历史变迁，也掩盖了权威叙述的生产者所追求的利益。
留存文献规模的不平等使这一问题具体可见。拿破仑的《埃及志》是一部由学者团体编纂、并有现代军队支持的鸿篇巨制，与之相比，阿卜杜勒-拉赫曼·贾巴尔提从被侵略者的视角描述法国入侵的三卷著作规模悬殊。这种反差并非仅仅是学术著作与个人编年史之间的区别——两部作品记录了这场遭遇中不同的位置。那部自称客观的埃及记述，也出自一位权势者之手；他试图让埃及留在法国帝国的势力范围内，而贾巴尔提则从承受入侵代价的一方进行书写。
因此，19世纪的遗产既包括强大的表述机制，也包括质疑其权威的依据。在萨义德看来，研究东方主义的重要性在于追溯学术类别如何与制度、公共观念和帝国统治相连，而非把东方与西方当作亘古不变、彼此隔绝的敌对阵营。19世纪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使这种联系变得格外系统，也因为在其大学与文本中积累的知识，能够在最初的理论表述确立很久之后，继续被带入政府与殖民实践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