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康普顿与法妮娅·斯坦的关系

《1919》

本·康普顿与法妮娅·斯坦的关系在将他们联结起来的政治运动中逐渐发展,随后在本因反战而遭起诉期间,成为脆弱的庇护所。法妮娅钦佩他、爱他,支持他的工作,并在他生病时照料他;本接受她的帮助,却仍被鼓动活动和坐牢的念头吸引。他们的亲密关系不断加深,但故事没有表明他的感情与她相当,也没有证明她声称两人已经结婚就意味着他们正式成婚。

政治工作与未曾言明的爱意

法妮娅经由她的兄弟莫里斯·斯坦进入本的生活。莫里斯激进派的律师事务所给了本一份工作,也为他参与政治组织活动提供了途径。法妮娅是富有的和平主义者,她把托尔斯泰和克鲁泡特金的书塞给本,认为伍德罗·威尔逊会让美国置身欧洲战争之外,并向妇女和平组织捐款。本一晚上要参加几场抗议集会时,她有时开车送他往返各处。她提供的实际帮助与共同的政治目标相伴,尽管两人很少谈论运动以外的事情。

在集会上,本面对的听众包括服装业和码头工人、社会主义者,以及麦迪逊广场花园里规模庞大、成分多样的群众。他发言前会感到恐惧——双手冰冷,听众的面孔变得模糊,他担心自己忘了要说什么。等他声音稳定下来,话语传遍会场后,法妮娅总会在散场时守候。她帮他迅速离开,眼里闪着光赞扬他的演讲;在曼哈顿的一场集会后,她还会带他去布雷沃特咖啡馆或大都会咖啡馆吃晚饭,然后他再返回布鲁克林。本知道她爱着自己。他们各自的感受与两人共享的关系之间,界限依然清楚——她的钦慕带有个人情感和爱意,而他们的谈话仍集中在政治工作上。

战争造成的裂痕

美国宣战后,法妮娅的和平主义立刻成了她痛苦的根源。她从华盛顿回来后,情绪崩溃,歇斯底里地哭泣;此前,一个妇女和平代表团曾试图在侦探将她们赶离白宫草坪、数名参与者遭逮捕之前见到总统。本去探望她,当时她与莫里斯和他的妻子同住一套公寓。法妮娅认为资本家想要战争,并预料冲突会引发革命;她请求本留下来陪她。

但他离开了,前往报社办公室。走出去时,他发现自己发出一种像父亲那样的啐唾声,便告诉自己再也不会去那里了。这一举动显露出他的厌恶与不自在,但这一段并未将两人的关系简单写成决裂——政治受挫之际,法妮娅请求他陪伴,而本回应的却是运动的召唤。最初让他们走到一起的那份投入,也成了考验他们依恋之情的力量。

莫里斯建议本登记征兵,本照做了,并在表格上写明自己是良心拒服兵役者。本和莫里斯就是否屈从战时政治压力发生争执时,本坚持自己会继续鼓动,直到被关进监狱。他失去了职位,也失去了继续在事务所学习法律的机会。这一决定也让他与法妮娅关系中的矛盾更加明朗——她的政治信念与她对他的感情密切交织,但他选择不把亲密关系或安全放在首位。他离开家,最终在帕塞伊克的一家工厂工作;此后法妮娅对他的照料,始终笼罩在他拒绝服从所带来的后果之中。

照料、幽禁与告白

本遭拘押后,莫里斯为他交保,使他获释;斯坦一家则在公寓里给他安排了一间房。本住在那里期间,法妮娅始终陪在他身边。一家人给他准备丰盛的饭菜,试着在用餐时给他喝酒、睡前给他喝牛奶,让他恢复健康;然而本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尽可能多地睡觉,并阅读公寓里的书。莫里斯试图谈论案情时,本便不再交谈,话里话外表示自己不在乎结果怎样,还不如待在监狱里。法妮娅笑了起来。她的幽默短暂地缓解了紧张气氛,但本的退缩表明,即使身边有体谅他的同伴,也难以给他带来多少安慰。

他退缩的状态在与海伦·莫尔的联系中也显露无遗——她打来几次电话,告诉他消息,但本从未请她来探望。离开公寓后,他最远只走到河滨大道的一张长椅,坐在那里隔着哈德逊河眺望新泽西海岸和河边的峭壁。在这般退隐的生活中,法妮娅始终关心着他。然而,她的照料并没有被描写成毫无负担的慰藉——随着上诉一拖再拖,她神经紧张、百般呵护地照看他,而本在这份压力下感到难受。

一天夜里,本无法忍受幽禁,悄悄穿好衣服,手里拿着鞋,朝门口走去。法妮娅披散着头发,穿着睡衣,在走廊里发现了他。他告诉她自己快要发疯了,必须回到运动中去,即使会被抓住并送进监狱也在所不惜;他还想象自己或许能越过墨西哥边境。法妮娅告诉他,他的身体状况根本不适合出门,随后将他搂进怀里,又把他带进自己的房间。两人坐在床上,她抚摸他的额头,提醒他还在保释期间,恳求他为她着想。她说自己爱他,也能在运动中帮助他。本任由她解开自己的领带。这一幕将他们在政治和个人层面的诉求交织在一起,却没有消除彼此的不平衡——她既给予爱,也提供实际的团结支持;而他此刻最迫切的渴望,是重新投入可能让他离开她的斗争。

患病、判刑与分别

停战后,法妮娅告诉所有人她和本已经结婚,并带他到自己位于第八街的单间公寓同住。她照料他,使他熬过流感和双侧肺炎。这番照料改变了他们此前以集会、接送和晚餐为主的相处模式——如今法妮娅给他一个家,并在他重病时照顾他。叙述写出了她宣布两人结婚,却没有独立证实他们举行过婚礼,也没有明确交代本对这一说法的回应。他接受她的照料是显而易见的,但两人是否有同等的爱情并未得到确认。

本的上诉被驳回、刑期减至十年后,莫里斯带来消息——本必须第二天报到接受收押,很可能会被送往亚特兰大。法妮娅哭得情绪崩溃;莫里斯告诉本,他们眼下败了,但他会把案子提交给总统。本回答说,知道最坏的结果反而更好。随后法妮娅转而责怪哥哥,本则离开了,留下他们争吵。这一判决使他们庇护所的局限变得具体——她的公寓和照料无法让他躲过监禁判决,而本既没有留下来调停争吵,也没有向她寻求安慰。

第二天早晨,本提着一只手提箱前往莫里斯的事务所。他已让法妮娅答应不来送行。他穿着她给他买的新英式粗花呢套装,一遍遍告诉自己即将入狱,尽管在他看来,这趟行程倒像是一次出差。他前去接受收押,结束了两人在公寓里共同生活的这一阶段。套装让法妮娅的关怀伴随着他走向分别;而他坚持不让她前来,则保留了他接受她的忠贞与允许她陪伴自己之间的距离。

悬而未决的关系平衡

法妮娅通过行动展现了她的爱——提供政治协助、开车送本去集会、在他演讲后赞扬他、给他住处、在他保释期间为他准备食物并照料他、在他试图逃离时拥抱他,以及在他患两种疾病时护理他。她的政治信念并非爱情故事中无关紧要的背景;她反对战争,参加和平代表团,并提出在运动中帮助本。然而,叙述本与她的关系时,着重写的是他意识到她爱他、愿意接受她的照料,以及他一再将注意力放在政治行动上。书中没有写他相应地向她表白爱意。

这种不对称使两人的关系始终悬而未决。起初,共同的事业让法妮娅得以陪在本身边,而不必要求任何一方坦白说出欲望。战争和对本的起诉揭示了他们在压力下寻求亲近的方式有多么不同——法妮娅试图让他安全地留在身边,他却把被捕和分离视为行动可能付出的代价。他穿着她的套装离去,既没有抹去她的忠贞,也没有说明他究竟有何感受。他们的故事止于监狱门槛前——关怀凝结在他身上所穿的衣物中,而两人的关系本身仍未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