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伊丽莎白·特伦特与埃德温·维纳尔从订婚到感情淡去

《1919》

安妮·伊丽莎白·特伦特与埃德温·维纳尔从订婚到感情淡去这一关系,始于共同理想带来的热烈亲密,以及投身服务事业的生活愿景;但事实证明,这段关系的核心纽带并不像订婚所暗示的那样牢固。埃德温引导安妮投身社会工作,并希望她把遇到的人视为同为人类的同胞;安妮被他的关注与目标吸引,却抗拒他平等主义信念所蕴含的种种要求。当她的抱负转向新闻事业,而不是他所看重的工作时,两人的计划便分道扬镳,这段订婚关系也逐渐失去分量。

相识与吸引渐增

安妮在艾达·沃什伯恩举办的一场周日晚间聚会上结识埃德温。她通常会避开这类聚会,因为宾客们总是拘谨地坐着,喝着可可、吃着纸杯蛋糕,郑重其事地交谈。埃德温是个瘦高而笨拙的社会学学生,凭奖学金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那晚他一直寡言少语,直到有人谈起价值观,他才开始兴致勃勃地讨论,反复提到凡勃伦。安妮没有完全听懂他的想法,但他直接对她说话令她精神一振;她也被他浅色的眼睛、淡色的头发、深色的眉毛和笨拙的动作吸引。

第二天晚上,埃德温带来一本《有闲阶级论》,邀请安妮去圣尼古拉斯溜冰场滑冰。她拖延着准备,给脸上扑粉,又在镜子前照来照去,直到他隔着门喊道,他们不能整晚都等下去。她虽然从未穿过冰鞋,却会滑轮滑;在埃德温扶着她手臂的陪伴下,她绕着溜冰场前行,场内灯光层层排列,乐队奏乐悠扬。自离家以来,她从未如此尽兴。他们的交往很快成了一条通道,让她接触到熟悉社交圈之外的经历与思想。

社会工作与观念冲突

埃德温投身服务事业,既源于学习,也源于亲身经历——他做过社会工作者,也住过睦邻之家。他批评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过于注重理论,不关心研究对象所涉及的真实的人们。安妮做过教会工作,也曾给贫困的白人家庭送圣诞食品篮;她告诉埃德温,自己想在纽约市从事社会服务工作。他问她是否当真,她斩钉截铁地承诺确有此意。第二天晚上,他带她乘地铁和横贯城区的电车前往市中心,来到格兰德街上的一处睦邻之家;他教英语时,她就在一旁等候。

之后,埃德温带她穿过一片拥挤的移民社区——洗好的衣物挂在屋外,街道两旁排着手推车,招牌上写着俄语、意第绪语、亚美尼亚语和阿拉伯语。他指给她看街头妓女、醉汉、一名据他说正在为妓院招揽客人的年轻男子,以及他称作持枪歹徒和毒品贩子的男孩。安妮觉得这趟见闻令人不安。她没有追问造成眼前贫困与苦难的社会条件,反而思索怎样才能把这些人改造成公民,还反对移民来到这个国家。埃德温尖锐地驳斥她的判断,认为只要给他们机会,他们也能成为正派的人;她不过是因为出生在富裕的美国家庭,才比他们幸运。

安妮以种族和宗教偏见作答,把她见到的人拿来与墨西哥人和黑人相提并论。埃德温戏称她是蒙昧无知的基督徒,并让她想想基督也是犹太人。她累了,便结束争论,但两人回家的路程并未让这番交锋就此终结。后来,那个社区的污秽和气味仍萦绕在她心头;她梦见自己无法从手提包里掏出枪,而一个带有威胁意味的人影正步步逼近。在梦中,埃德温关于基督教的提问不断回响。这件事暴露了两人交往中的一道裂痕——他的工作要求他承认那些安妮本能排斥的人也是人,而她对他的吸引尚未使自己的信念与他的看法一致。

即便如此,两人之间仍然亲密温暖。安妮问艾达对埃德温有何看法,艾达称他是个出色的年轻人,只是或许有些躁动,并预言他终会安定下来。安妮没有解释自己为何发问。她的犹疑与日益加深的依恋并存,并未因此消散。

订婚与服务理想

那年春天,安妮在布朗克斯区的一家基督教女青年会指导一支女子篮球队,并与埃德温订了婚。她告诉他,自己不想在一两年内结婚。埃德温说,对他而言,法律意义或肉体意义上的婚姻并非关键;重要的是两人共同规划一段服务社会的生活。因此,这段订婚关系与其说是建立在即刻到来的家庭生活之上,不如说是建立在共同的道德事业之上,尽管这一事业主要是以埃德温的说法来描述的。

在天气晴好的周日晚上,他们会一起在帕利塞兹公园煎牛排,透过树丛眺望城市岩石般的边缘地带逐渐亮起的灯火。他们谈论善与恶,以及真爱的意义。乘渡船回家时,周围是童子军、徒步旅行者和野餐的人;他们手牵着手站在船头,看着灯火通明的建筑在北河上方的薄雾中渐渐远去,同时谈论城市里糟糕的社会状况。道晚安时,埃德温吻了吻安妮的额头。她乘电梯上楼时,觉得那个吻仿佛是一种献身的承诺。这一举动体现了这段关系中温柔与使命感的交融——两人想象着共同从事的事业,使彼此的爱意获得了誓约般的意义。

计划分歧与订婚关系淡去

这项共同计划没能经受住安妮抱负的变化。秋天,她刻苦用功,考入新闻学院,尽管埃德温并不赞成。他希望她接受教师或社会工作者的训练;她则认为新闻事业能带来更多机会。他们的分歧不只是选什么课程。埃德温认为最适合体现两人共同目标的工作,并不是安妮为自己选择的未来。

因为这个决定,两人多少算是分了手。他们仍经常见面,但谈及订婚的次数少了。叙述并未描写正式分手或决定性的最后摊牌;相反,随着两人的道路分岔,关于彼此承诺的话语逐渐淡去。安妮与新闻学院同学韦布·克鲁瑟斯的友谊,使她进入一个不同的社交与政治圈子,其中包括东区的酒馆、餐馆,以及有关政治和战争的谈话。文本所确立的是这段新的友谊,并未将它说成是背叛,也没有把它说成与埃德温分手的直接原因。

因此,依据现有叙述,这段关系以一项逐渐失去力量的承诺告终,而不是以婚姻圆满收场,也没有经历明确描写的决裂。两人早期的亲密确实存在——埃德温让安妮感到自己受到关注,带她去滑冰,让她接触睦邻之家工作,也与她共度交谈与相爱的夜晚。但这段订婚关系依赖于一个他们最终没有共同追寻的未来。安妮选择新闻事业,使两人的分歧变得明朗;而更早的社区见闻已经展现出,他们对周围的人以及自身社会责任的理解有多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