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拉希与阿布·哈夫斯的亲属及往来关系

关塔那摩日记

穆罕默杜·乌尔德·斯拉希与被称为阿布·哈夫斯的马赫福兹·乌尔德·瓦利德之间的关系,兼具亲属关系、偶尔往来和政治影响。阿布·哈夫斯既是斯拉希的远房表亲,也是他的姻亲,因为他娶了斯拉希妻子的姐姐。他们的亲属关系以及断续的联系,后来成为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主张斯拉希仍属于基地组织的核心依据之一;但相关记录将这种联系描述为偶发的,而阿布·哈夫斯本人后来谴责了九一一袭击事件,并宣布与该组织断绝关系。

亲属关系与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

斯拉希与阿布·哈夫斯之间的联系,并非单纯因政治而建立。阿布·哈夫斯是斯拉希的远房表亲,而通过婚姻,他也成了斯拉希的姻亲——他娶了斯拉希妻子的姐姐。这使他们的关系处于一个大家族网络之中,在这里,私人关系与政治立场难以截然分开。正是这种亲属关系,使双方往来可以被理解为家人之间的联系;后来,这种联系却又被审视为可能表明其仍忠于某个组织。

两人的生活有着截然不同的公众面貌。斯拉希于1991年加入基地组织并宣誓效忠,当时该组织正参与在阿富汗与共产党人作战。他坚称,随着共产党政府垮台,他也结束了自己的参与。相比之下,阿布·哈夫斯成为基地组织舒拉委员会成员,也是奥萨马·本·拉登的高级神学顾问之一。两人在身份地位上的差异,使得他们后来有限的交往,超出了当时具体情境本身所能说明的政治分量。

在德国的联系与援助

20世纪90年代,斯拉希在杜伊斯堡大学取得电气工程学位后,居住并工作于德国杜伊斯堡。他仍与早年在阿富汗结识的一些同伴保持联系,其中有些人仍与基地组织有往来;他也偶尔与阿布·哈夫斯通电话。相关叙述将这些通话描述为断断续续的联系,而非持续工作关系的证据。

其中一次通话格外引人注意——1999年,德国情报人员监听到阿布·哈夫斯使用奥萨马·本·拉登的卫星电话打出的一通电话。这一细节将斯拉希的家人往来与一个和基地组织领导层有关的通信渠道联系起来,但相关叙述并未称斯拉希本人使用过这部电话,也没有说这通电话揭示了他与阿布·哈夫斯关系的具体内容。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调查人员能够从相关人员和所用手段推断某些情况,而非因为存在已证实的行动协作。

斯拉希还曾帮助阿布·哈夫斯向其在毛里塔尼亚的家人汇款。有两次,约在斋月假期前后,斯拉希协助转交了4,000美元。这些转账是实实在在的援助行为,但所述款项去向是阿布·哈夫斯的家人。在后来发生的法律争议中,问题并非是否存在联系和援助,而是这些行为表明了斯拉希的何种身份与意图。家人之间的援助可以被理解为寻常的亲属义务;但由于受助者与一名基地组织高级人物有关,这些行为也可被纳入安全方面的论据。

这段关系在斯拉希拘押案中的作用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主张斯拉希属于基地组织时,依据了他的效忠誓言、人际关系以及他曾提供的援助,包括接待组织领导人、将有志参加圣战者介绍给一名知名行动人员。政府的案件并未指控斯拉希曾与美利坚合众国交战或协助策划袭击。他与阿布·哈夫斯的关系,是更广泛主张中的一条线索——与活跃成员有联系,意味着斯拉希本人仍是成员。

詹姆斯·罗伯逊法官依据当时地区法院采用的标准评估了这段关系——政府是否已证明斯拉希被拘押时是基地组织的活跃成员。罗伯逊承认,某些往来可能属于支持行为,但他认定,没有任何一项达到构成对恐怖主义提供实质性支持的程度。综合来看,这些联系如此断续,反而支持另一种解释——斯拉希试图避免与基地组织成员建立亲密关系,但又不愿因此与他们为敌。因此,裁决中呈现的并非简单而持久的效忠关系的证明,而是家族和社交联系、过去的关联与退出之间难以处理的平衡。

上诉法院后来采用了更宽泛的标准,以判断被拘押者是否属于基地组织。依照这一标准,即使某些联系本身不足以证明成员身份,也可能增加一个人在被捕时属于该组织的可能性,并仍与拘押决定相关。案件被发回地区法院重审。标准的改变增强了斯拉希与阿布·哈夫斯往来的法律分量,但并未改变记录在案的往来频率或具体情形——原先被认为过于断续、不足以证明提供实质性支持的联系,仍可被用来推断其持续的成员身份。

九一一袭击事件之后的阿布·哈夫斯

九一一袭击事件之后,阿布·哈夫斯本人的立场,使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将他当作斯拉希持续效忠的标志这一做法变得复杂。20世纪90年代末,美利坚合众国因阿布·哈夫斯在基地组织舒拉委员会中的地位,对他悬赏500万美元;袭击发生后,悬赏金额升至2,500万美元。然而,美利坚合众国多年来也一直知道阿布·哈夫斯反对这些袭击。九一一委员会报告称,他曾向奥萨马·本·拉登发送信息,并以《古兰经》为依据阐明自己反对袭击的立场。

袭击发生后,阿布·哈夫斯离开阿富汗前往伊朗。伊朗当局以相对宽松的软禁方式看管他十余年。2012年4月,伊朗将他遣返回毛里塔尼亚,他在那里被关押了两个月。据报道,在此期间,他会见了一个包括美利坚合众国人在内的国际代表团,谴责九一一袭击事件,并宣布与基地组织断绝关系。他于2012年7月获释,此后一直作为自由人生活。

这段关系的意义与局限

这段关系的意义,在于亲属关系作为实际生活联系与作为证据之间存在落差。斯拉希对阿布·哈夫斯的援助包括两笔汇给阿布·哈夫斯家人的款项,而法律案件则将这些转账与通话、共同熟人以及早先的效忠誓言并列考量。每一项事实都可以被拼合成一幅持续保持关联的图景;但若结合具体情境与发生频率来看,同一份记录也可以描述一个负有家人义务、偶尔与人联系,却试图与旧日同伴保持距离的人。

阿布·哈夫斯后来反对九一一袭击事件,并未抹去两人此前的往来,也未能按照上诉法院更宽泛的标准解决斯拉希的身份问题。不过,这确实揭示了将一段关系视为固定政治标签的局限——在斯拉希案中分量极重的那段关系,其另一方本人也曾反对袭击并宣布与基地组织断绝关系。这段联系确实是斯拉希经历的一部分,但其意义不能仅凭亲属关系、人际往来或单一推断来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