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拉希与斯图尔特·库奇的案件关系
关塔那摩日记穆罕默杜·乌尔德·斯拉希与斯图尔特·库奇的关系以一次转变为特征——库奇最初以军事检察官身份介入斯拉希案，希望追究与九一一袭击及斯拉希在毛里塔尼亚被再次拘押有关的人，后来却在调查审讯斯拉希所用的方法后退出此案。库奇的决定并未解决斯拉希的法律处境，却揭示了起诉一名被拘押者与依赖虐待所产生情报之间的冲突。
受命办案与个人牵挂
2003年秋，斯图尔特·库奇受命办理斯拉希案，并收到来自拉姆齐·本·谢赫的情报报告。这项任务对他有着切身意义。库奇的密友迈克尔·霍罗克斯是一名海军陆战队加油机飞行员，曾任联合航空一架客机的副驾驶；九一一劫机者曾劫持这架飞机，撞向世界贸易中心南塔。袭击发生后，库奇重返现役，并加入关塔那摩军事委员会起诉团队，希望追究责任人。
这段背景有助于解释两人关系的起点，但并不能涵盖库奇的全部经历。他办理斯拉希案时接触到一名被拘押者提供的信息；军事审讯人员当时已将相关情报报告描述为关塔那摩最成功的一次审讯成果。报告列出了与基地组织有关的人，但没有说明斯拉希是在何种情形下提供信息的。对库奇而言，情报表面上的价值与缺乏其获取过程说明之间的落差，逐渐成为一个核心问题。
从怀疑到调查
库奇的怀疑早于书面证据。首次到访基地时，他看到另一名囚犯被锁在审讯室内，随着频闪灯闪烁和重金属音乐播放而摇晃。他认出了这些手段——自己作为海军陆战队飞行员接受训练时，曾用一周时间学习这些方法，以便为飞行员遭俘和受酷刑做好准备。他还听说斯拉希被列入“特别项目”，这一称谓使他更加担心情报报告背后的情形。
一名受命协助库奇办案的调查人员——海军刑事调查局的一名探员——获得审讯人员档案后，库奇的怀疑有了书面依据。档案中包括特别项目小组编写的每日备忘录，记录每场审讯取得的信息以及获取信息所用的手段。相关底层档案仍属机密，但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在2008年的调查，以及美国司法部后来对关塔那摩、审讯指控与被迫编造路线中提及的阿富汗和伊拉克审讯情况所作的审查，都概述了档案内容。这些调查记载了第二套经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批准的特别审讯计划，并认定其实施过程与斯拉希在《关塔那摩日记》中的叙述大体相符。
改变案件走向的记录
2004年初，库奇发现的两份文件尤其具有决定性。一份是伪造的国务院信件，于2003年8月出示给斯拉希。信中谎称他的母亲已被拘押，将接受审讯；如果她不配合，还可能被转送关塔那摩。信件利用斯拉希与母亲的亲密关系施加压力。这份信表明，审讯计划不只是为了提问，也蓄意利用亲情纽带施压。
第二份文件是2003年10月17日一名审讯人员与一名军方精神科医生之间的电子邮件往来。审讯人员报告说，斯拉希听见了声音，并担心这不正常。精神科医生答复说，感官剥夺可能导致幻觉。这段往来将斯拉希报告的经历与其拘押条件联系起来，而非将这些经历视为可以脱离拘押条件单独看待的证据。结合审讯记录和公开调查，信件与电子邮件使库奇确信斯拉希遭受了酷刑。
退出起诉
库奇后来回忆说，自己是在一次教会礼拜期间作出决定的；此前数月，他一直在审阅资料，并思索这些资料意味着什么。洗礼仪式期间，会众重申每个人的尊严，以及追求和平与正义的重要性。库奇意识到，如果接受文件揭示的方式所取得的证据，他就无法继续参与起诉。他退出斯拉希案，并拒绝继续推动军事委员会对斯拉希进行审判。
这一决定标志着库奇角色的鲜明转变——这位曾为追究袭击责任人而重返现役的检察官，不愿再以酷刑逼出的情报为基础构建案件。他退出此案，并不是因为他声称斯拉希不认识基地组织中的任何人。相反，库奇后来在评估中区分了交往和知情与参与袭击。他说，斯拉希的情报报告并未证明斯拉希在基地组织策划袭击美利坚合众国的阴谋中实施过任何公开行为。唯一看似牵涉到他本人的内容，是斯拉希认识与该组织有关联的人。
后续与意义
关塔那摩从未对斯拉希拟定起诉书，也没有为其案件指定军事委员会辩护律师。现有叙述无法证明库奇退出此案是没有提出指控的唯一原因；但它确实表明，起诉方失去了一名不愿依赖自己审查过的证据的参与者。因此，斯图尔特·库奇的决定成为起诉体系内部进行审查的一个重要案例，其依据是审讯记录和调查报告，而非对军事委员会的抽象反对。
后来为斯拉希寻找可提出的指控，也进一步显示了案件的薄弱。2005年，首席检察官莫里斯·戴维斯试图为另一名囚犯争取类似协议；该囚犯不愿接受认罪协议，除非斯拉希也能获得协议。戴维斯说，这就要求找到可以指控斯拉希的事项，而事实证明此事很难。与此同时，斯拉希认识的人出现在情报报告中，可能被当作某种证据，证明他也属于那些人之列；然而，库奇的叙述强调，报告并未显示斯拉希在九一一袭击阴谋中实施过任何公开行为。因此，两人的关系揭示了掌握某个网络的信息与证明参与犯罪之间的区别，也凸显出一种危险——把在虐待情形下取得的情报视为不证自明的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