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拉希与阿布·哈夫斯的表亲及姻亲关系

穆罕默杜·乌尔德·斯拉希与阿布·哈夫斯的亲属关系，兼有疏远的表亲关系和因婚姻而建立的联系，使普通的家庭纽带与影响重大的政治关联并存。人称阿布·哈夫斯的马赫福兹·乌尔德·瓦利德与斯拉希有血缘关系，也是斯拉希前妻的姐夫；两人偶有联系，斯拉希还曾向阿布·哈夫斯的家人提供经济帮助。这些往来后来使这段亲属关系在叙述斯拉希生平及其受到的安全审查时具有了特殊意义。

血缘与婚姻形成的关系

斯拉希和马赫福兹·乌尔德·瓦利德是远房表亲。他们的家庭又因婚姻而建立联系——阿布·哈夫斯娶了斯拉希前妻的姐妹，因此也通过这桩婚姻成为斯拉希的姻亲。这些重叠的关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两人的关联并非仅仅形成于政治圈子之中，而是嵌入更广泛的家族网络。

这层联系与斯拉希自身的家庭责任交织在一起。他出生于一个大家庭，家人搬到努瓦克肖特后不久，父亲便去世了；他后来提到自己有许多亲属需要扶助。这一背景说明，有必要区分亲属关系本身与借由这层关系发生的不同行为——亲属关系、偶尔通信和资金转账都有记录，但它们并不能互相替代，成为证明政治效忠的证据。

在德国的联系与经济帮助

参与阿富汗冲突后，斯拉希返回德国，在杜伊斯堡大学完成电气工程学位，并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与毛里塔尼亚妻子居住、工作于杜伊斯堡。他仍与一些在阿富汗结识的伙伴保持联系，其中包括继续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人；他也偶尔与阿布·哈夫斯通电话。

其中一次通话尤其引人关注——1999年，德国情报部门侦测到一通由阿布·哈夫斯拨出的电话，他使用的是奥萨马·本·拉登的卫星电话。记载将这通电话视为两人有联系的证据，却没有证明斯拉希与阿布·哈夫斯谈了什么，也没有证明斯拉希参与了某项行动。此外，斋月前后，斯拉希曾两次帮助阿布·哈夫斯向其在毛里塔尼亚的家人转账，每次4000美元。这些转账使两人的关系呈现出具体的实际往来，但现有证据没有称这些款项是付给斯拉希的报酬，也没有说它们是对袭击的资助。

政治意义与证据的局限

20世纪90年代至九一一袭击事件发生前，阿布·哈夫斯是基地组织协商委员会的重要成员；该委员会是组织的主要咨询机构。他还担任奥萨马·本·拉登的高级神学顾问之一。因此，斯拉希的亲属关系将他与一位在该组织身居高位的人物联系起来，但有记录的两人往来仍局限于具体事项——偶尔通话，以及帮助向阿布·哈夫斯的亲属转款。

斯拉希坚称，在阿富汗的经历结束后，他便不再效忠基地组织。按他的说法，他当时认为那里的战斗是与其他穆斯林并肩反抗共产主义者的斗争，并反对该组织后来转而对美国发动吉哈德。看待亲属关系和双方往来时，必须同时考虑他所陈述的这一界限——这段关系确立了真实的私人联系，但仅凭这一点，无法判定斯拉希的政治效忠或行为这一独立问题。

九一一袭击事件之后的阿布·哈夫斯

书中引用的记载称，阿布·哈夫斯反对九一一袭击事件；九一一事件委员会记录了一份报告，称他曾给奥萨马·本·拉登写信，从《古兰经》的立场出发反对这些袭击。这一有关其反对立场的记载，使一种简单推断变得复杂——与阿布·哈夫斯有家族往来，并不必然意味着赞同基地组织的一切行动。

袭击发生后，阿布·哈夫斯离开阿富汗，随后十年在伊朗遭软禁。2012年4月，他被引渡至毛里塔尼亚，短暂拘押后获释。他后来的经历凸显了两人处境的差异——阿布·哈夫斯曾是组织高层，后来重获自由；斯拉希则仍被关押在关塔那摩。尽管两人的政治和法律结局截然不同，他们之间的亲属关系始终是一个家族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