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叙述者

同情者

无名叙述者是一名间谍,潜伏在奉命监视的南越军士兵和撤离者之中;他也是随从副官,为南越将军解读美国文化。他最突出的能力是从问题的双方看待问题——起初在他看来像是一种天赋的能力,后来却成了危险,因为这种能力难以搁置。身处隔离之中写作时,他既把这种分裂的视野当作忏悔的主题,也以此作为忏悔的方式。

身份与双重视野

无名叙述者这样介绍自己:“我是间谍、潜伏者、密探,一个双面人。”他补充说,自己也是一个有两种头脑的人,能够从相反的立场看待问题。忏悔一开始,他对这种本领颇为自豪,认为这或许是自己唯一的天赋。但他也质疑,一种无法关闭的能力是否真算得上天赋——它可能利用拥有它的人,而不是为其所用。美德与危险之间的张力,确立了贯穿他整个叙述的问题——他理解不止一方的能力,也使他难以毫无保留地效忠任何一方。

间谍与南越将军的副官

四月,在一座围墙环绕的别墅里等待战争结束时,无名叙述者身处军事与文化两个世界之间;他已在这座别墅住了五年。作为南越将军的随从副官,他出席与美国人举行的会议,因为他是幕僚中最熟悉美国文化的人。他的英语能力不止于正式谈话,还包括美国流行文化典故和习语;他能谈论棒球、简·方达、滚石乐队或披头士乐队,也能在电话里被误认为是美国人。

这种熟悉并没有让他感到自己受到接纳。美国人当面见到他时,会对他的外貌感到惊讶,并问他英语怎么说得这么好。他憎恶这个问题背后的预期——美国人认为他的同胞英语说得少,或者只会说洋泾浜英语、带口音的英语。他掌握他们的语言,便有了反驳这种假设的方式;他也为自己能准确地说写英语而自豪。与克劳德打交道时,他听得出克劳德描述大使时所用的侮辱之意,也能看穿围绕撤离所用的委婉说辞;与此同时,南越将军正因他们弃城而与克劳德交涉。

私生子身份与同情

无名叙述者把自己能够认同敌方阵营的人,归因于自己的私生子身份。在向再教育营指挥官忏悔时,他解释说,自己很难把奉命监视的南方士兵和撤离者轻易称为“他们”,因为他几乎一生都生活在他们中间,也同情他们。他认为,是叙述者的母亲教会了他,“我们”和“他们”之间的界线可以变得模糊。他的出生境况——婚姻之外,在女仆与神父之间的界线被跨越或被允许跨越之后出生——使这种模糊不只是政治问题,也成了切身经历。

他的出身也塑造了他对婚姻和独身的看法。他对结婚的前景感到不安,许多家庭也认为他不适合做女婿;他则将独身说成既是自由,也切合自己的地下生活。他把自己比作鼹鼠,认为独自掘洞更适合自己。这个意象把社会排斥与秘密工作联系起来——身份带给他的孤独,似乎也适合间谍独来独往的习惯。

忏悔与叙述立场

无名叙述者将自己的叙述写给再教育营指挥官;指挥官的批注促使他解释,为何他会用集体称谓来称呼那些奉命视为敌人的人。忏悔始于别墅,叙述者则身处后来被关押的隔离牢房。他把自己在别墅里的私人房间与营地牢房相比较,强调自己写作所需要的是隐私,而不是洁净。

他称这份忏悔格外诚实,并说自己不明白为何遭到囚禁。一间三米乘五米的牢房,将这种不确定变成了具体的空间尺度;他可能已经被判定有罪,这反而使他更急切地决定用自己的方式解释自己。他早年作为潜伏特工,必须生活在暗号之中。解读曼的密件、用隐形墨水编写自己的密件,都是间谍工作中会让他昏昏欲睡的任务,尽管那段生活的其余部分使他饱受失眠之苦。这份书面忏悔颠倒了那种做法——他不再让每条讯息都简短而隐晦,而是试图让审判他的权力看懂自己分裂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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