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美国参议院就LSD举行的听证会，成为一场公开考验——迷幻药研究能否与政府决意压制的非法市场区分开来。蒂莫西·利里和研究LSD安全性与风险的西德尼·科恩试图为医学和科学研究辩护，参议员罗伯特·F·肯尼迪则要求监管机构解释，为何几个月前还被认可的研究如今却岌岌可危。听证会揭示了两者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一方主张有控制地用于治疗，另一方则是愈发无力维持这一区分的政治行动。

背景——一套备受争议的治疗模式

到1966年，LSD研究已难以纳入人们熟悉的医学范畴。早期模式要么把这种药物视为精神病的短暂仿效，要么将其视为精神分析的辅助工具。较新的迷幻取向则提出了更具颠覆性的做法——通过一次大剂量疗程促成转化体验，这要求人们重新构想患者与治疗师通常扮演的角色。其灵性层面令试图将医学确立为生物化学科学的精神科医生感到不安；它强调疗程周边条件的做法，也挑战了药物效应可以脱离情境、单独评估的观念。

这场争议还关乎谁有权界定何为正当用途。1957年，西德尼·科恩辞去了阿尔·M·哈伯德创立的创造性想象研究委员会职务；这个组织的存在，标志着医学取向与灵性取向之间的分歧日益加深。哈伯德说，随着他寻求超越经验操弄的事物，科学作为目的本身在他心中的分量逐渐减轻。到举行听证会时，这场争论已从对治疗方式的不同看法，扩大为一场斗争——LSD究竟还能否继续处于受监管的医学与研究框架之内。

听证会——为研究辩护

5月，利里和科恩在参议院作证。他们试图为迷幻药研究辩护，同时划清正当用途与官员意图取缔的黑市之间的界线。他们的出席使这一差别直接呈现在议员面前，但周边争议使这条界线愈发难以维持。

肯尼迪表现得比研究人员预期的更为支持。他的妻子埃塞尔据称曾在温哥华的好莱坞医院接受LSD治疗；那里是阿尔·M·哈伯德的据点之一。肯尼迪质问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监管人员，为什么计划取消许多仍在进行的项目，并问道：“如果［这些项目］六个月前还值得开展，为什么现在就不值得了？”他警告说，因非法使用而禁止在医学中使用迷幻药，将是“国家的损失”，并主张只要使用得当，这些药物就可能有所帮助。

关于何为证据的争论

听证会上对正当研究的诉求，面对着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迷幻治疗难以融入传统医学确立药物效应的方法。参与者和引导者往往能够判断一个人接受的是裸盖菇素还是安慰剂，因此难以实施盲法。研究人员也无法轻易将药物的作用与参与者的期待、治疗关系或疗程发生的环境区分开来。因此，可能塑造治疗体验的因素，反而使分离药理学成因的尝试更加复杂。

这种方法上的困难与治疗的灵性特质密不可分。查尔斯·格罗布将迷幻治疗描述为一种应用神秘主义；这样的表述模糊了宗教与科学、疾病与健康、治疗者与受苦者之间的界限。批评者认为，这种纠缠证明实践不科学；支持者则主张，仅仅检视化学物质本身，无法理解这种治疗。参议院的辩论正是在这场尚未解决的冲突中展开，争论的焦点是应以何种标准评判迷幻药研究。

后续——未能奏效的申诉

肯尼迪的质询并未改变事态走向。到10月，美国约有六十名迷幻药研究人员收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信件，命令他们停止研究。心理学家詹姆斯·法迪曼回忆，在门洛帕克的国际高级研究基金会，他刚给四名参与者完成给药，准备开展一场问题解决疗程，撤销研究许可的信件便送到了。他在隔壁房间读信时，四名男子开始了疗程；次日，项目关闭，当时美国几乎所有其他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也都相继关闭。

因此，这场听证会成为一个时刻——维护医学研究的主张得到了明确陈述，却未能换来机构层面的缓期。肯尼迪的介入阐明了一种可能性，即治疗用途与非法用途可以区别对待。随后的全面叫停表明，一旦公众争议与监管行动汇合，这一区分所剩的影响力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