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
杜鲁门十九世纪所代表的历史世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动荡使哈里·S·杜鲁门成为公众领袖之前，塑造了他。他的表亲埃塞尔·诺兰德认为，他是一个属于那个旧时代的人——他的品味与习惯抵制二十世纪的许多新事物，但现代事件却一次又一次地改变了他的人生。这种对照是其人物形象的核心——并非简单地将一个守旧的人与新时代对立起来，而是讲述一个人的承袭观念如何延续，同时公职的要求又在他周围发生变化。
旧世界的品味与习惯
杜鲁门出生时，切斯特·A·阿瑟正担任总统，全国仍在争论是否继续建造木制海军舰艇。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已经三十三岁。按照书中的叙述，那场战争标志的不只是岁月流逝——它将塑造杜鲁门的世界与此后到来的世界分隔开来。他对进步抱有乐观与信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喜欢新时代的一切。
他的偏好让这种对照在日常生活中显现出来。他始终不习惯使用电话或实行夏令时——后者是在战争期间采用的一项新举措——并放弃了使用打字机的尝试。马克·吐温和查尔斯·狄更斯仍是他最喜爱的作家。安德鲁·杰克逊和罗伯特·E·李是他终生敬仰的英雄；在结识乔治·C·马歇尔之前，杜鲁门曾怀疑现代能否造就伟人。这些并非互不相关的个人爱好——它们表明，他的想象力仍以旧式的人格与公共服务典范为依归。
现代艺术和战后的知识风尚同样令他感到疏远。1913年在海军节演说与联合国大会所在的纽约市举办的军械库展览上展出的现代绘画，对他毫无吸引力；他把那类作品斥为火腿蛋式艺术，更喜欢古典大师。在美国绘画中，他偏爱乔治·凯莱布·宾厄姆描绘密苏里河船工与政治生活的场景，也喜欢弗雷德里克·雷明顿的西部题材。与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相关的理论显然没有在他公开表达的兴趣中留下痕迹，“性欲”和“本我”等术语也没有进入他的词汇。
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分界线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杜鲁门人生道路的改变，远比日历翻过一页来得深刻。后来他曾想过，如果战争没有在那个时候爆发，自己的人生会如何发展。最明显的是，战争使他离开了农场；此后他只是以访客身份回去。他的经历属于一种更广泛的战后变化——许多人的人生不再沿着他们曾经离开的道路前行。
更深层的变化发生在个人身上。杜鲁门回来时信心更强了，因为他发现自己能够领导他人，而且比起此前做过的任何工作，他更喜欢这份工作。他发现自己有勇气，不再是那个遇到打架就逃跑的男孩；他也学会了激励他人鼓起勇气。旧日的农耕生活让位于一种新的使命感，其根基是指挥与责任。
他回家时还带着炮兵连战友们的忠诚；他们待他如同兄长。作为连长，他曾带领杰克逊县许多人的儿子平安回家。在法国服役期间，他常常深夜待在帐篷或掩体里，回复麾下士兵父母的来信——书中称，这种做法在美国远征军军官中并不常见，而且在堪萨斯城仍为人所铭记。因此，他的战时领导经历化为一种公众声誉，既建立在个人关怀之上，也建立在军事权威之上。
这一新地位也影响了他的私人生活。贝丝·华莱士·杜鲁门得知他要入伍后，便决定嫁给他。他们的婚礼与凡尔赛和约签署在同一天举行，使个人生活的新开端与那场改变杜鲁门人生方向的战争正式结束交织在一起。
公共生活中的守旧者
杜鲁门对新风尚的抵触，并不意味着他置身于自己所处时代的政治生活之外。他从未学会跳舞、打高尔夫球或网球，也没有加入乡村俱乐部；比起桥牌或麻将，他更喜欢扑克。他厌恶爵士时代，包括堪萨斯城的爵士乐，也觉得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和约翰·奥哈拉小说所描绘的社交世界与自己的经历格格不入。然而，菲茨杰拉德将爵士时代描述为对政治漠不关心之时，杜鲁门却开始把政治视为终身事业。这种对照表明，他与描绘其同代人的一种显著形象相悖，却并未使他成为那个时代公共变革的局外人。
作为总统，他面对的力量在规模上前所未有。1943年，调查战时开支去向不明问题的调查人员发现了秘密的曼哈顿计划。杜鲁门与战争部长亨利·L·史汀生通电话时，史汀生告诉他，这项研发高度保密，目的也十分独特。杜鲁门接受了这一说法，在通话中没有继续追问。到七月时，他已了解到足以理解该计划本质的信息；参议员刘易斯·施韦伦巴赫担心汉福德附近大规模征地时，杜鲁门写信告诉他不必担心。
1945年，史汀生向杜鲁门递交一份备忘录，警告说美国可能在数月内完成一种足以摧毁一座城市的武器。书中将这一消息与总统对入侵日本的审慎考虑并置——杜鲁门在日记中写道，在入侵与轰炸、封锁之间作出选择，是他截至当时最艰难的决定。然而，在一次讨论入侵计划的会议上，原子弹计划并未被提及。乔治·C·马歇尔将军提出了分两个阶段实施的入侵方案，第一阶段进攻九州，并估计最初三十天会有三万一千人伤亡。这种并置显示，杜鲁门在面对前所未有的武器时，仍在权衡摆在面前的军事选项与人员代价。
总统权力与克制
本书还追溯了杜鲁门旧有的判断习惯如何延续到有关劝说与权威的冲突之中。他首次以总统身份向国会发表演说时，开场介绍尚未结束，他便开始讲话；众议院议长、支持杜鲁门竞选的萨姆·雷伯恩打断他，介绍了这位总统，而这篇十五分钟的演说赢得了十七次掌声。尽管开场时出现了这点小混乱，这一幕仍展现了新总统自信地迎接一场具有决定意义的公众考验。
后来，面对国会的抵制，杜鲁门采取的做法是坚持，而不是改变方向。尽管通过希望渺茫，他仍继续要求建立全国强制医疗保险制度和普遍军事训练制度。他还展示了重新设计的总统旗——鹰面向旗杆和橄榄枝。他解释说，这一视觉设计体现了向前看、同时偏向和平的态度。这些举措将切实的政治倡议与他公开表达的备战主张和和平宗旨结合起来。
面对强势顾问时，这种做法也可能意味着克制。乔治·C·马歇尔强烈反对杜鲁门正在考虑的一项方针时，总统没有显露反应，承认其中的风险，并建议大家先睡一晚再考虑。后来，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公开发表声明，违抗总统和联合国的政策，杜鲁门并未立即解除他的职务。他口授了一封措辞克制的训诫信，提醒麦克阿瑟，公开声明必须先经华盛顿批准。本书将这些时刻作为证据，说明尽管承受压力并有个人情绪，杜鲁门仍能克制自己的反应。
在这一人物描绘中，“十九世纪”指的是杜鲁门带入一个已被战争、现代技术和总统职责改变的世界的那份传承。他的偏好依旧守旧，但他的人生并未局限于旧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将他从农场带入领导岗位；总统职位则让他面对原子力量、国家备战、说服国会以及军队服从等问题。这种对照的力量正在于两者并存——一种较为古老的感受方式，接受现代性带来的考验；考验并非来自逃离现代性，而是来自现代性摆在他面前的种种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