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1919年流感大流行

1918—1919年流感大流行是一场全球性卫生灾难；到疫情于1919年初消退时，美国死亡人数已达50万。在哈里·S·杜鲁门的战时经历中，这场大流行并非抽象的概念——他驻扎在凡尔登附近时，获悉亲近的人患病的消息，使法国与家乡之间的距离成为持续恐惧的来源。

疾病传至家乡与营地

杜鲁门等待从法国返程期间，接到消息称贝丝·杜鲁门和她的兄弟弗兰克曾患流感。玛丽·简·杜鲁门和埃塞尔·诺兰德也曾生病。杜鲁门得知她们患病时，四人都已在康复，但她们病情好转并未让他减轻多少忧虑。在离家休假数周期间，他一直担心她们；他清楚，自己最想保护的人在没有他陪伴时遭受了疾病威胁。

这场大流行让士兵营地相对安全、家乡却危机四伏的反差，显得痛苦地颠倒了过来。杜鲁门写道，他所在部队几乎每天都有人得知母亲、姐妹或恋人去世。他感慨，身在法国的士兵平安无恙，而他们渴望保护的人却更容易面临死亡。他的反应将个人的焦虑与军中更广泛群体不断传来的死亡消息交织在一起。

士兵中的伤亡

美国死亡人数最终达到50万，其中包括2.5万名士兵，几乎相当于美国在战争中的战场死亡人数的一半。如此巨大的规模足以说明，即使疾病的发展仍不明朗，家乡传来的消息和营地里的报告为何仍会令人持续不安。仅唐尼潘营地就有51人死亡。

杜鲁门个人深受打击的一起死亡事件发生在1月下旬——他最喜欢的炮兵连文书基南中士在一家基地医院去世。基南死于阑尾炎，而非流感；他的离世属于那个充斥着疾病、分离与猝然丧亲之痛的战时氛围，但不应被误认为是大流行所致的死亡。杜鲁门记下，失去基南就像失去自己的儿子一样，这说明他对麾下士兵怀有多么深厚的感情。

疫情消退与个人意义

疫情在1919年初神秘地走完了历程并消失。疫情结束并未抹去它蔓延期间累积的一切——全国数十万人的死亡、军营中的死者，以及远方亲人可能无法康复的恐惧。对杜鲁门而言，这场大流行的意义既在于这些数字，也在于他仍身处法国、家人却患病的那些充满不确定性的日子。

他的经历也使人们熟悉的“海外士兵安全、前线危险”这种区分变得复杂。他所在部队的士兵虽然身处远离战斗的地方，却仍可能因疾病而面临死亡；家乡传来的消息也将战争带来的情感代价带进了营地。因此，杜鲁门的信件与回忆中对这场大流行的记述，既具有全国性的规模，也极为个人化——这场大规模疫情造成数十万人死亡，而他通过那些担心失去的亲人，以及那位被他视同儿子般哀悼的士兵，记住了这场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