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呈现为一段从胜利走向新危险的未定局时期。战争留给哈里·S·杜鲁门的，不只是引导向和平过渡的任务，还有尚未解决的后果——军方掌握的巨大权力、原子弹的使用、苏联对欧洲施加的压力、巴勒斯坦的未来，以及朝鲜半岛上的新战争。这些冲突一再考验职业军事判断与文官权威之间的界限，同时也让总统承担起那些会影响整个人群的决策。

战时权力与文官权威

战后困境的根源可追溯至战时动员。1942年，军事合同迅速增加，高级军官对工业和农业的影响力也不断扩大；杜鲁门主张，战争行动应由文职人员掌控。他认为，这条界限的影响不止于眼前的作战——如果将领和海军上将取得持久的政治与经济权力，战后国家的发展也可能因此受到影响。他并非主张将军事领导人排除在规划之外，而是认为他们的专业职责是指出军队的需求，并带领部队作战；至于更广泛的战争行动，则应由文职官员保有决策权。

当杜鲁门在参议院的调查人员发现曼哈顿计划有数笔无法解释的开支时，同一种紧张关系以另一种形式出现。1943年6月17日，战争部长亨利·L·史汀生只告诉他，此事涉及一项高度重要的机密研发项目。杜鲁门接受了这一保证，不再追问细节。到7月，在获知更多情况后，他已了解该项目的基本性质。这一事件显示了战时保密给监督带来的局限——杜鲁门可以接受高级官员的保证，却未必能充分了解情况；但最终围绕这件武器作出的决定，将使责任明确落在他身上。

与苏联之间并不安稳的和平

围绕和平秩序的首次重大对峙发生在波兰问题上。1945年4月23日，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杜鲁门与曾在富兰克林·D·罗斯福手下任职的高级官员共坐一室，而非与一支由自己挑选的新团队共事。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此前已与杜鲁门短暂会面，双方气氛友好。杜鲁门曾告诉他，自己支持罗斯福作出的承诺。但当官员报告说，无论美国是否反对，苏联都坚持要在波兰建立自己偏好的政府时，杜鲁门看到了单方面行事的模式。亨利·L·史汀生敦促谨慎，警告不要仓促导致关系破裂。这番交锋呈现了当时的不确定性——继续履行战时协议的承诺，已经与对合作能否维持的疑虑发生冲突。

美国政策最明确的转变发生在之后。乔治·C·马歇尔于1947年4月26日从莫斯科返回，并向杜鲁门报告，外交努力并未奏效，苏联的行径正在加剧欧洲的不稳定。杜鲁门私下也已得出类似结论；马歇尔的报告成为政策从早期路线转向对苏联采取更坚定立场的关键分界点。冷战究竟何时开始，仍有争议，但政策转变已难以忽视。

同一份战后遗产也延伸到了欧洲以外。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持续委任统治，直到又一场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告终；克莱门特·艾德礼政府宣布撤出，并将问题移交联合国。争议将流离失所的犹太人的未来、建立犹太人家园的设想，以及反对分治的阿拉伯人的诉求交织在一起。杜鲁门政府支持巴勒斯坦独立，将其分为通过经济联盟相连的犹太国与阿拉伯国，并大规模接纳犹太移民。英国反对这项移民政策，而一些英国官员认为杜鲁门过于同情犹太复国主义。这又是一个无法安然留在过去的战争后果。

原子弹决策及其对人的影响

原子弹将这一时代的困境集中于一个决定之中。向杜鲁门提供建议的委员会无权代他作出决定；亨利·L·史汀生强调，最终决定权在总统手中。史汀生认为，强有力的震撼可能迫使日本领导人投降，拯救的美国人与日本人生命会多于因此失去的生命。但这个选择并未被视为抽象的军事效率问题。史汀生曾警告美国不要犯下暴行，同时也担心常规空袭可能使人找不到合适目标来展示新武器的威力。

人们曾考虑过进行技术演示，但最终予以否决。科学家无法确定一种足以迫使日本投降的演示方式；而武器可能失效的风险，又使事先宣布演示尤其危险。马歇尔将军早些时候曾考虑先攻击一个军事目标，必要时再提前警告并打击制造业中心，但当时获得的建议已转向直接用于军事行动。委员会仅提供建议，而且没有被认为有效的替代方案；这并未免除杜鲁门的责任，反而使责任更加突出。

杜鲁门后来回忆，在波茨坦，乔治·C·马歇尔曾估计，入侵日本本土可能造成至少25万名美国人伤亡。杜鲁门说，他经过长时间、慎重的思考才作出决定，而且他并不喜欢这件武器。叙述还强调，无法指出一个明确宣布的决定瞬间。日本战败并不等于日本投降，而战斗持续就意味着死亡持续。对杜鲁门而言，避免更多美国人伤亡的希望分量很重，但这并未抹去使用原子弹造成的人员代价。

1945年8月9日，面对要求继续全面战争的主张时，他的回应尤其清楚地体现了这种矛盾。杜鲁门写道，除非绝对必要，否则他不会毁灭整个人群。他认为日本可能会在苏联参战后不久投降，并明确表示，他关心日本妇女和儿童，也关心美国人的生命。当晚的广播演说中，他敦促日本平民离开工业城市。他的表态并未消除迅速结束战争的政策与平民面临的危险之间的矛盾；相反，这些表态表明，矛盾始终是决策的一部分。

新危机与有争议的总统权力

战后的岁月带来更多震荡，使和平显得并不稳固。1948年，圣雄甘地遇害、扬·马萨里克在布拉格去世，引发悲痛与愤怒；不久之后，柏林又成为一场危机的中心。这些事件并非同一场冲突，但合在一起，标志着国际局势仍在争论政治自由、苏联势力与稳定前景。

在朝鲜半岛战场上，杜鲁门的决定再次将眼前的军事需要与总统权力的更广泛问题联系起来。阿弗雷尔·哈里曼敦促他寻求国会通过宣战决议时，杜鲁门站在迪安·艾奇逊一边；艾奇逊认为，总统可以依据三军统帅的身份采取行动，无须国会授权。杜鲁门告诉哈里曼，在紧急状态下诉诸国会，可能会使未来总统更难应对危机。因此，这一选择不仅关系到当前战争如何进行，也体现了杜鲁门对继任者可行使权力的关切。

当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发表一份违背杜鲁门命令的外交政策声明时，围绕军事权力的冲突变得更加直接。杜鲁门认为，该声明违抗了他作为总统和三军统帅的权威，也违反了联合国的政策。然而，他没有立即解职麦克阿瑟。由于顾虑公众反应和麦克阿瑟的声望，他首先发出措辞克制的训诫，提醒这位将军，发表声明前必须先征得华盛顿批准。这种延迟揭示出，宪法权威在原则上或许明确，落实起来却可能在政治上困难重重。

当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约瑟夫·W·马丁二世向国会宣读麦克阿瑟的信时，对峙进一步升级。麦克阿瑟支持在亚洲采取更扩大的战略，包括动用蒋介石的部队，并主张反共战争的中心就在亚洲。这封信将杜鲁门的政策呈现在公众面前，仿佛选择只有两种——追求胜利，或接受失败。对总统而言，争议并不只是军事战略之争，也关乎战地指挥官能否公开挑战文职领导人制定的政策。

公共责任带来的私人代价

这一时期的重担也延伸到了杜鲁门的私人生活。1947年，玛格丽特·杜鲁门住在纽约市一间小公寓里，为歌唱事业作准备；与此同时，杜鲁门的母亲在跌倒后健康状况岌岌可危。身为父亲的杜鲁门感受到女儿不在身边，也感受到时光流逝；在繁重公务之中，这些令他心里空落落的。叙述指出，贝丝·杜鲁门、他的母亲、玛丽·简·杜鲁门和玛格丽特，是最受他珍视、希望与她们相伴并得到她们认可的女性。当其中两人似乎逐渐远离他的日常生活时，公共责任与私人情感便将他拉向不同方向。

纵观这些事件，这一时代的特点与其说是和平已经稳固，不如说是未决抉择一再出现。杜鲁门信任负责保密的官员时接受了保密；当军事权力有越界之虞时，他坚持文官权威；在压力下作出决定时，他也意识到这些决定的后果远超战场。战后的世界一再把胜利变成新的判断力考验——如何在维护和平的同时不放弃权威，又如何结束冲突而不假装其人员代价可以置之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