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自由

公民自由是由政治结合保障、并受公意限制的自由。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阐述了公民自由如何以受共同法律约束、享有公认权利并获得彼此保护的自由，取代自然状态下不确定的独立。公民自由能否实现，取决于人民的主权权威与管理国家的政府之间是否始终保持区分——政府一旦篡夺主权，或公民沦为旁观者，公民自由就会受到威胁。

从自然自由到公民自由

社会契约旨在解决一个实际问题——个人无法创造新的力量，却能够联合已有的力量，应对独自无法克服的危险。这一结合必须以共同力量保护每个人及其财物，同时让每个人在服从法律时仍能保持自由。因此，契约要求每个缔约者在平等条件下将自身及其权利交给共同体。如果契约遭到违背，个人便恢复原有权利和自然自由，但会失去自己用以交换自然自由的约定自由。

这种交换既改变自由的限度，也改变自由的性质。自然自由只受个人力量限制，其占有主张则延伸至此人能够取得并保有的一切。与此相反，公民自由受公意限制；占有不再以武力或先占为依据，而成为建立在公认权利凭据之上的财产。个人放弃无限的主张，却获得了在他人之中受法律保障的地位。

这一转变也改变了人的行为。在公民社会中，正义取代本能，义务与欲望相抗衡，人们必须诉诸理性，而不能只随意愿行事。卢梭的论述将公民自由与道德自由区分开来；道德自由产生于一个人服从自己为自己规定的法律。这些观念共同说明，自由不是无限制的选择，而是一种共同规则能够保护独立、又不使任何人受制于他人私人意志的状态。

法律、义务与保护

公民自由由相互义务维系。个人可能有与共同利益相冲突的特殊利益，也可能希望享受公民权利，却不履行臣民义务。如果这种失衡持续下去，政治共同体便会受到威胁。因此，契约规定，任何拒绝服从公意的人都可以由整个共同体强制其服从。这一论证将这种强制视为保护公民免受个人依附的手段，而不是任意行使权力的许可——缺少这项保障，公民义务便会失去效力并容易遭到滥用。

不过，主权者的权威仍受限制。在具体情形下，它不得超出一般约定，也不得使某个臣民承担比其他人更重的负担。依据契约，公民以更安全的生活取代不确定且岌岌可危的生存——以自由取代自然独立，以安全取代伤害他人的能力，并以社会联合所保障的权利取代脆弱的个人力量。国家保护他们的生命，而保卫国家则是回报他们所获得的保护。重点并非每次行使公共权力都是自由，而是共同且互惠的法律能够使安全与自由并存。

主权与篡夺的风险

由于公民自由以公意为基础，主权不能由代表代行。代表可以担任受托人，却不能代替人民制定具有最终效力的法律；人民未亲自批准的法律就不是法律。这种批评也针对这样的制度——公民虽被称为自由，却只在选举代表时行使政治选择权。代表当选后，不能以自己的意志取代作为主权者的人民的意志。

立法与行政之间的区分，也指出了公民自由可能崩溃的途径。如果政府不再依法管理国家，而是篡夺主权，国家就会收缩为一个由政府构成的团体；相对于其余人民，政府将成为主人和暴君。此时社会契约便遭到破坏，私人公民恢复自然自由，尽管他们仍可能被迫服从。如果政府成员个别夺取本应集体行使的权力，也会发生类似的破裂；这会分裂国家，并可能摧毁或改变其政体。由此可见，公民自由所需的不只是正式宣布的权利，还要求公共权力始终处于法律授予的职权范围内。

财产、税收与不平等的保护

财产被视为公民身份的一项基础性权利，因为它有助于个人生存，也为公民的承诺提供实际保障。然而，维系国家需要公民作出贡献，公共规章也必然限制财产的处置方式。问题在于，如何协调这些要求，同时不让公共需求成为任意征收的借口。合法的征收必须以通过多数表决表达的公意和按比例评定为依据，而不能取决于统治者的特殊意志或个人的任意选择。

拟议的比例不只考虑个人拥有的财产数额。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财产是另一人十倍的人应缴纳十倍的贡献。必需品与剩余财物也很重要——只有常见必需品的人不应缴税，而税收可以针对超出必需所需的部分。另一项衡量依据是每个人从社会获得的利益。富人拥有大量财产，因而得到强有力的保护，也能获得职位和特权；穷人却可能连自己建造的小屋都难以保住。论述将公众对权势者遭抢劫或遇到不便时的迅速反应，与穷人所遭受的负担和忽视相对照。这种保护分配的不平等表明，平等自由是制度安排和社会依附的问题，而不仅仅是规则在形式上是否平等。

公共财政也显现出同样的矛盾。如果公民直接管理自己，他们便可以按照公共需求和个人财力评定缴纳金额，并监督资金用途。但即使是小国，人口也多到无法让每个成员直接管理国家，因此公共资金会经由统治者之手，而统治者既有公共职责，也有私人利益。如果人民看到统治者把支出用于奢侈消费，而自己却得不到必需品，信任就可能瓦解；自愿捐献将因此毫无收入，强制征收则会失去正当性。建议的替代办法是在法律制定后设立公共基金，最好以国家公有地产而非单纯依靠金钱。财政问题关系到公民自由，因为财产保障、税收的正当性以及人民对公共用途的监督彼此相依。

自治的规模与条件

公民自由也取决于国家的规模是否能够让人民维持共同治理。每个政治共同体都有一个规模上限，超过上限便会削弱自身——社会纽带越延伸就越松弛，小国通常相对其规模而言更为强大。距离遥远会加重行政负担，增加权力层级；其成本由人民承担，留给应急之用的资源也随之减少。

领土与人口也必须保持适当比例。土地应能养活居民，居民则应足够众多，能够妥善利用土地。领土过大就难以守卫和耕种，还可能引发防御战争；领土过小则会使国家依赖邻国，容易遭遇进攻性战争。由于土地肥沃程度、物产、气候、人口增长和居民习惯各不相同，各地并无固定比例。因此，政府不仅要考虑现有人口，还必须考虑本国能够自然供养的人口。

选择政体时也要考虑规模。民主政体通常适合小国，贵族政体适合中等规模的国家，君主政体则适合大国，尽管无数具体情形可能构成例外。这些政体本身并不能保障自由，而是体现了更广泛的条件——公共制度必须适合其治理的人民与领土。共同体能够维持共同权威、保护成员，并使行政权力受到法律约束之处，公民自由便最为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