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身心变化的青春期
第二性《第二性》所呈现的青春期不仅是身体发育的一个阶段,也是生殖生物学转化为切身经验并受到社会诠释的时刻。月经初潮使物种的生殖周期进入女孩的身体,但其意义并非由生理机能预先决定。在一种将女性气质与低人一等相联系的社会秩序中,青春期可能使女孩感到身体陌生,并觉得自己的未来早已受到限制。本书的论述将这些压力并置,同时拒绝把它们视为命运——生物学事实塑造女性的处境,却不能单独解释或证明女性从属地位的合理性。
生理转变与身体负担
本书从发生时间和身体过程两方面区分女孩与男孩的青春期。女孩通常在十三或十四岁时发育为女性,男孩则在十五或十六岁左右进入青春期。青春期时,卵巢活动增强,成熟卵子出现,月经周期开始,生殖系统发育至最终形态,身体的内分泌平衡也随之建立。这些变化被描述为物种的生殖功能在成长中的个体身上彰显,而非平稳且纯属个人的发展过程。
这一转变之所以被视为危机,部分原因在于它可能给发育中的身体带来沉重负担。本书列举了这一时期的死亡率对比——青春期前,每一百名男孩中死亡的女孩人数大致相同;十四至十八岁期间,比例升至每一百名男孩对应一百二十八名女孩;十八至二十二岁期间则为一百零五名。书中还提到这一时期可能出现的萎黄病、结核病、脊柱侧弯和骨髓炎。青春期可能异常早发,在四五岁时便开始,也可能始终不来;本书还提到闭经、痛经,以及肾上腺分泌过多所伴随的男性特征。这些差异被视为身体状况,并不证明个体摆脱了生殖带来的压力。
生殖周期并不止于月经初潮。从青春期到绝经期,女性身体成为反复发生的生理过程的场所,而这些过程的终点与卵子及子宫的准备有关。本书描述月经周期会影响整个身体,而不只是生殖器官,并将其影响视为异化的来源之一——主体会将身体活动体验为发生在自身之内、却未必服务于个人目的的事情。这一生物学论述为理解青春期提供了部分背景,却不构成对女孩处境的完整解释。
月经及其社会意义
月经使青春期的生殖意义变得难以忽视。本书对比了尚未理解身体变化的女孩与初潮让这些变化的意义变得明确的女孩。有些女孩起初可能为自己即将成为女人而自豪,期待乳房发育,或在衬衣里垫东西;月经来潮则可能把这种期待转变为羞耻或恐惧。另一些女孩早已感到不适,初潮则证实了这种感受。因此,本书并未为这一事件指定一种统一的情绪反应——其影响部分取决于女孩受到怎样的期待教育,以及她如何理解被施加于自身的处境。
缺乏准备会加剧危机。本书指出,母亲往往更愿意向女儿解释怀孕、分娩和性关系,却不大愿意谈论月经,使女儿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缺乏明确认识。书中引用哈夫洛克·埃利斯1896年对125名美国高中生所做的调查——36人在初潮前对月经一无所知,另有39人只有模糊的概念。本书还指出,海伦·多伊奇发现,到1946年情况几乎没有变化。在这种环境下,陌生的身体事件可能被理解为疾病、受伤或惩罚;埃利斯引用的一个案例讲述,一名女孩因相信自己患有不明疾病而在圣旺跳入塞纳河。本书借这些报告说明沉默和污名的后果,并非暗示所有女孩都会作出相同反应。
核心论点是,月经带来的羞耻受到社会因素的强化。在两性平等的社会中,同一生理过程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它会标志着通往成年生活的一条路径,而不是低人一等的象征。然而,在本书所描述的现存秩序中,月经被用来印证女孩所谓较低的地位。污点成了对女人身份意义的判决,而原本似乎属于未来的命运,则被感受到仿佛已经嵌入身体之中。因此,青春期揭示了身体变化与文化强加于这些变化的意义之间的差别。
女孩与男孩迥异的未来
本书的论证围绕青春期所预示的不平等未来展开。男孩也可能因身体变化而感到局促不安,但他们日渐成熟的男性气质被视为自豪的来源,也是迈向受到认可的男性身份的途径。相比之下,女孩面对女性气质时,遭遇的是一套她们被期待接受的限制。青春期并非仅仅使两性平行地走向成年——它引导男孩走向受到社会肯定的身份,而女孩则面对周围文化早已描述为受限的未来。
这种差异不能单靠生理学解释。本书认为,阴茎在社会环境中获得了特权地位,正如月经是在这一环境中被转化为诅咒。如果解读身体时不存在贬低女性气质的等级秩序,同一事件就未必会损害女孩的自尊。能够投身体育、社交生活、智力工作或宗教活动的女孩,可能不再将身体的性别特征视为残缺,而是视为自己积极塑造的生活的一部分。这种可能性并不能消除身体带来的困难;它表明,身体的意义并非预先固定。
这种对比也说明了青春期为何会影响女孩的时间感。童年使她得以在当下将自己体验为一个从事学业、游戏,以及家庭或友谊生活的个体。进入青春期后,未来似乎逐渐临近并呈现出身体形态,而当下则可能沦为纯粹的过渡阶段。本书将女孩的青春期描述为被等待所消耗——与被教导去期待的预定角色相比,她自己的目标可能显得只是暂时的。因此,青春期改变的不仅是身体经验,也改变了女孩与当下及未来的关系。
身体、社会处境与自由
青春期是本书更广泛反对将生物学差异视为命运的论述之一环。本书承认,身体是女性所处境遇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殖过程也可能限制个人生活。然而,本书坚持认为,身体的现实是通过意识、行动和社会关系来体验的。生物学本身无法回答女人为何被塑造成他者;真正的问题在于人类社会在历史中如何对待自然,以及它们如何塑造女性。
这一差别与本书更广泛的存在主义自由论相呼应。主体通过行动计划以及迈向开放未来的过程实现自由;当超越性被迫转化为内在性时,结果便是挫折与压迫。在这一框架中,女孩的青春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身体发育发生在社会期待之中,而这些期待可能试图将她固定为客体,并缩窄她可能拥有的未来。危机并不只是身体发生变化,而是周围文化把这些变化当作依据,赋予她无足轻重的地位。
本书还将生殖限制与家庭生活中的重复劳动联系起来。本书认为,生育和哺乳作为自然功能,本身并不能提供一项计划,让女性借此为自身存在赋予更高的意义。当母职与被指定给女性的家务领域结合时,日常劳动可能使她困于重复,而不是为她开启未来。本书后来对乡村女性的描写使这一结构具体化——农妇可能黎明时起床喂养牲畜、准备饭食、照顾孩子并下田劳作,而怀孕和育儿又增加了她的责任。青春期并非这种生活的唯一成因,却属于社会所诠释并置于其中的身体历史的一部分。
后果与意义
本书对青春期的论述最终呈现了青春期女孩的矛盾处境——她无法在不面对女性气质的情况下进入成年,但女性气质却被呈现为一种受损且受限的处境。最初被理解为匮乏的低人一等,可能转化为切身感受到的污点与过错。女孩带着羞耻、焦虑和罪疚走向未来——这并非因为生物学必然赋予这些意义,而是因为身体经验受到将女性视为低人一等的等级秩序所诠释。
这一框架也将青春期与本书关于性启蒙的讨论联系起来。年轻女性的性经验被描述为可能突然而来、扰乱生活并对人产生深远影响,其后果可能延续一生。青春期并不会机械地决定这些结果;它是一个形成性阶段,身体变化、社会教导、隐秘和期待在此交汇。本书着重强调这一交汇的重大意义,以及女孩与男孩在走向成年时所面对的不同条件。
归根结底,青春期是本书区分生物学事实与社会命运的一个例证。青春期的生理变化会产生重要影响,生殖周期也可能带来真实的负担,但这些变化及其差异都不能确立两性之间的自然等级。社会将身体差异转化为羞耻、被动和预先写定的未来时,女孩的经验便成为压迫性的。通过区分身体的物质处境与附加于其上的意义,本书为自由留下了空间——身体的性别特征依然真实,但围绕身体建构的生活并不必然只由生物学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