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性冲突
第二性《第二性》将两性冲突视为一场历史形成的斗争,而不是男女生物学差异带来的原始诅咒。当女性被置于非本质他者的地位,并被剥夺作为平等主体获得承认的权利时,冲突便由此产生;随着女性追求自由与超越,斗争的形式有所变化,但只要两性仍受困于不平等的角色和相互猜疑,冲突便会持续。
冲突的历史条件
冲突源于人们理解两性的方式存在深刻的不对称。波伏瓦指出,在其他群体关系中,他者的意义可能是相对的——某地看似处于中心的人,到了别处也可能成为外来者。相比之下,女性在历史上一直被视为非本质的一方,而男性则将自己呈现为本质的一方。因此,冲突并非从一开始就是平等者之间的相遇,而是一种由一方拥有界定另一方之权力的关系。
波伏瓦将女性的处境与那些因可明确指出的历史事件而遭受从属地位的群体区别开来。女性并非人数上的少数,她们的从属地位也不能追溯到单一的征服事件或政治转折。女性始终存在,她们的依附却被视为仿佛直接源于生理构造。自然恒久不变的表象,使女性的处境看起来比由特定历史事件造成的压迫更难改变,尽管自然本身并非一成不变。
这段漫长的历史也有助于解释,女性为何难以集体反抗男性权力。阶级可以通过共同劳动组织起来,社群也可以依靠自身的制度和空间联结在一起;与之不同,女性分散在男性之中,并通过家庭、工作、经济利益和社会处境与特定男性相连。女性最亲近的关系可能是与父亲或丈夫的关系,而非与女性群体的关系。阶级和种族分野又进一步使团结变得复杂——资产阶级女性可能与资产阶级男性结盟,白人女性也可能与白人男性结盟,而非与工人阶级女性或黑人女性结盟。
因此,与其他受压迫群体的比较虽有启发性,却不能简单等同。波伏瓦将女性受到的对待与黑人和犹太人被简化为抽象类型、并被用来为从属地位辩护的情形联系起来。她的论述也强调其中的差异——女性与男性的关系,交织于一个两性彼此不可或缺的亲密社会单位之中。伴侣关系并非仅仅是两个独立人口群体之间的划分,而这种联系本身也并未消除女性的从属地位。
从依附到公开冲突
女性的经济地位使这种矛盾尤为明显。随着女性进入有薪工作,她们的诉求有了物质基础,但雇主将女性用作廉价劳动力,也可能使她们成为男性工人的廉价竞争者。在法国,1889至1893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女性工人做一天同等工作所得的工资只有男性的一半;1918年一项美国比较研究也显示,女性收入仅为男性的一半。男性工人最初的敌意反映了真实的劳工冲突,而非工人和女性之间自然而然的团结。波伏瓦认为,女性加入工会后,便能够在不再对全体工人构成威胁的情况下捍卫自身利益。
正在形成的冲突也受到维护等级秩序的种种辩护方式影响。女性解放不再只是理论诉求后,既有秩序的维护者便借助有关生物学、心理学、宗教和传统的论断,将女性描绘成天生低人一等。分别但平等的说法可能掩盖持续存在的歧视——波伏瓦将其与吉姆·克劳种族隔离法所施行的种族隔离相比较。在这两种情况下,统治群体都指向一种自己曾助其形成的处境,继而把这种处境当作证据,声称受从属地位的群体天生适合待在较低的位置。
这种推理使冲突形成自我强化的结构。当一个群体被剥夺各种可能性时,它受限的处境可能被误认为能力较弱的证据;随后,不平等又被用来为继续限制该群体辩护。波伏瓦着重指出,并非女性当下的不利处境并不真实,而是不能把这种处境变成对女性未来可能性的永久判决。核心问题在于,历史形成的不平等是否会被延续。
斗争形式的变化
波伏瓦描述的旧有模式中,受限于内在性的女性可能试图把男性也拉入同样的禁锢之中。当母亲、妻子或情人试图将强加于自身的限制变成共同世界的限制时,她可能显得像个看守者。这种反抗可能表现为反驳、支配或贬低男性对真理和价值的主张。波伏瓦将这些行为解释为防御——女性试图反抗被强加给自己的低下地位,而非依据某种不变的女性天性行事。
当女性试图逃离禁锢,而非将其扩展到男性身上时,斗争便呈现出另一种形式。她们追求超越,即作为主体行动、工作、思考和创造的能力。这一运动遭到一些男性的抵制;他们希望继续保持主权地位,并拒绝在现实中承认自己的伴侣是平等者。此时,冲突便成为两种自由诉求的相遇——一种是刚刚提出的诉求,另一种则是作为既得特权加以维护的诉求。双方不再相互承认,而可能试图支配对方。
波伏瓦在性关系和思想关系中都追溯了这种变化。受训于被动角色的女性可能通过将自己呈现为欲望对象来控制男性,而获得解放的女性则拒绝被动角色,坚持主动行事。这种差异也体现在女性所珍视的事物上——波伏瓦将推崇习俗与依附的女性,与主张自己有权在与男性平等的基础上思考、工作、行动和创造的现代女性作对比。她认为,女性以具体方式提出这一主张是正当的,并将男性拒绝把女性当作同等者对待视为冲突的核心根源。
矛盾心理与相互误认
这一转变并未形成两方始终针锋相对的简单对抗。女性可能一边要求获得平等主体应有的尊重,一边寻求传统女性气质所带来的保护和利益。波伏瓦以梅布尔·道奇试图用女性魅力支配D. H.劳伦斯,随后又主张自己拥有精神权威为例,说明这种双重诉求。男性也可能言行不一——他们可以要求女性遵从既有规则,同时又拒绝给予女性离开这些规则所需的承认和平等。
正因如此,波伏瓦认为这场斗争难以明确划分。女性既被当作客体,同时也是主体;她们被期待扮演他人界定的角色,却又同时被要求为主张自身自由负责。在这种处境下,被动与要求自主可以并存。波伏瓦并未将这种矛盾描绘成蓄意的伎俩——它是对一种社会轨迹的回应,这种轨迹引导女性走向依附,同时又要求她们反抗依附。
其结果是双方都有怨愤,却并不承担同等责任。当女性的被动符合她作为理想对象的角色时,男性可能乐于接受;但当她主张自主时,男性又可能心生怨愤。女性可能把男性的抵制视为伤害,同时也试图取得旧有角色所附带的利益。双方都可能感到受骗,但造成这种感受的条件并不平等——女性是在挑战从属地位,而男性则可能是在维护使这种地位得以延续的特权。
相互承认的可能性
波伏瓦认为,只要男女尚未彼此承认为平等者,女性气质也仍然作为限制性的社会角色发挥作用,冲突就会持续。单方面把责任归咎于任何一方,都无法打破这一循环。双方都可能卷入对方所受的压迫——女性可能执着于听天由命,男性则试图把女性当作固定的阳刚与主权形象,以此确认自我。双方都逃避真正独立的他者所代表的自由,随后又都将这种逃避造成的不幸归咎于对方。
波伏瓦否定了男女敌意是固定本质之间永恒斗争的观念。性别差异本身并不决定永恒的对立;随着社会安排发生变化,冲突也呈现出特定的历史形式。当前的冲突形式受到两方面力量塑造——女性努力摆脱强加于自身的限制,男性则抗拒放弃只有自己才是本质主体这一假定。能否克服冲突,取决于相互承认——不是让一方的自由被另一方吸收,而是建立平等关系,使任何一方都不必继续处于从属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