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作为“他者”的地位

女性作为“他者”的地位，是这样一种处境——男性占据本质主体的位置，女性则相对于男性被定义为一种所谓绝对的他异性，而非彼此平等的同伴。这一论述从社会与经济安排、继承而来的神话，以及对女性身体的对待等方面追溯这种不对称关系——生物事实塑造女性的处境，却不能单独解释或证明女性从属地位的合理性。关键问题在于，彼此需要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变成了否认女性作为独立主体获得承认的关系。

“他者”的不对称地位

论述首先对比群体之间的关系与两性之间的关系。在国家、阶级和社群之间，各方都可能发现自己被另一方视为异类；无论冲突还是协定，“他者”的位置都是相对的。然而，男性却将自己的位置视为普遍位置，将女性的位置视为纯粹的他异性。这并非女性自发作出的自我定义——占支配地位的主体确立了他者，而当他者被迫接受外部的视角时，这种安排便会延续。

论述将女性的处境与那些源于特定历史事件的从属形式区分开来。犹太人的离散、美国的奴隶制和殖民征服都有可辨识的历史；在这些情况下，受压迫群体能够保有共同的过去、传统或文化。相比之下，女性在有文字记载的整个历史时期都一直存在，也始终处于从属地位。这种表面上的连续性会让她们的处境看似自然且不可改变，但自然并不比历史现实更像是不可改变的既定事实。问题不在于女性无法成为主体，而在于她们自身并未促成能够确立其主体地位的转变。

分散处境与集体行动的困难

一个核心障碍，是缺乏作为独特政治群体组织起来的具体手段。无产者和黑人能够说“我们”，并以主体身份与支配他们的人相对立。除少数有限或抽象的集会之外，女性通常未能形成这种集体声音；男性说“女人”，女性也接受这个称谓，却并未因此确立一个统一的主体。论述将俄国无产者和海地黑人发动的革命与女性的行动相对照，后者被描述为象征性的鼓动，以及男性让步给予的成果，而非女性为自己争取并掌握的变革。

女性分散在男性之中，而非聚集于一个独立社群。就论述所说的意义而言，她们没有共同的过去、历史或宗教，也缺乏与工人相当的共同劳动团结和共同利益。家庭、工作、经济利益和社会环境，使个别女性与特定父亲或丈夫的联系，比她们与女性群体的联系更为紧密。阶级与种族又进一步分化女性——资产阶级女性可能认同资产阶级男性，而非工人阶级女性；白人女性也可能与白人男性结盟，而非黑人女性。因此，两性之间的分野并非仅仅是两个独立阵营之间的界线；论述将伴侣关系视为一个基本单位，其中双方彼此不可或缺，女性则在这个共同整体中处于他者地位。

这种亲密关系本身并未确保女性获得权力。论述提及一些可能使女性对男性形成影响力的情形，例如男性的性欲、母子纽带或女性的集体拒绝，但认为这些都不足以解释解放。两性之间的生物依存并未转化为女性的政治独立。彼此关联或许使互惠成为可能，却不会自动瓦解那些否定互惠的社会安排。

身体、处境与社会意义

论述认为生物经验影响深远，却不具有决定性。身体的生理过程可能令人感到异化——月经可能使女性觉得自己的身体晦暗难明，仿佛有一种生命在她体内自行孕育和消解。分析将此描述为一种切身体验到的身体处境，而非永恒女性本质的证据。生物学资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身体是人们借以遭遇世界的工具，因此是理解女性处境的一把钥匙；但它们既不能确立性别等级，也不会注定女性必须从属。

论述同样坚持，生理特征是在习俗和制度中获得社会意义的。母亲与孩子的关系能够带来尊严，也可能带来屈辱，这取决于社会赋予孩子何种价值；肌肉力量或性方面的主动性，并不会脱离婚姻习俗和社会规则而独立带来权力。女性的身体通过意识、行动和社会生活而具有切身现实。问题不只是自然如何塑造了作为人的女性，更在于人类在历史中如何塑造了她。

这一差别在讨论身体困扰时尤为重要。女孩对自身身体的焦虑可能加重身体上的痛苦——当她觉得自己的身体可疑时，便会焦虑地观察它，甚至可能感到自己患病；与此同时，心理动荡和身体过程也会相互作用。然而，分析并未将身体差异视为女性能力的普遍界限。它认为，身体特征之所以成为障碍，取决于人们经历这些特征时所处的视角与环境，也取决于一种限制女性出路并强化自卑情结的社会处境。

神话、语言与互惠

女性神话将多样而变化的现实转化为固定理想。它以不可改变、据称普遍适用的女性气质取代真实女性的多种生活；当女性的行为不符合这一理想时，神话便可宣称她不够女性化，而不承认理想本身是虚假的。由此产生一系列彼此矛盾、却都声称能够整体定义女性的原型。这种本质化的做法抹去具体的人，也否认她们能够成为主体和平等的同伴。

与绝对化的神话相对，论述将现实关系描述为不同意识之间相互回应的斗争。欲望、爱情、友谊、失望、憎恨和竞争可能包含冲突，却也意味着承认彼此的自由，使双方能够相互确认。这种关系可以在敌意与默契之间变动，并不能简化为一方拥有主权、另一方陷于被动。将女人设定为绝对的他者，就是拒绝这种切身体验中的互惠关系，也否认女性作为主体行动的能力。

女性之谜的观念为这种否认提供了一种表述方式。声称女性神秘，并不意味着她们沉默无言或缺少内在生活，而是指她们的言语和存在遭到遮蔽，仿佛被隐藏在强加于她们的解释之下。文本认为，这种效果并非源于不可知的女性本质，而是来自一种关系——女性的语言无人倾听，她们的行动则通过预设角色来解读。同事或伙伴未必神秘；尤其当女性被视为附庸或非本质客体时，神秘人物的形象才会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神秘反映的是经济与社会地位，而非性别的内在特质。

论述还将黑人及其他受从属地位群体纳入比较，同时区分他们各自的历史。波伏瓦在美国对种族主义的亲身接触，加上她与理查德·赖特的友谊，使她得以将女性遭受的客体化与黑人和犹太人遭受的客体化联系起来——不同的人类特性被简化成陈词滥调，用以为从属地位提供理由。论述并未将这些经验视为完全相同。女性分散于家庭之中，并横跨不同阶级与种族，这使团结更加复杂；种族隔离与女性从属地位也有不同的历史形态。它们共同之处在于，都能使一种被建构出来的处境看似源自内在的劣等性。

依附、不平等与改变的可能

经济与社会依附有助于维持女性天生低人一等的假象。在对文学理想的分析中，男性不断寻求能够让他们认识自身的女性，但赋予女性的角色各不相同——动物性存在、女性性别的代表、精神伴侣、孩童般的女人，或聪慧自由的平等者。尽管这些角色彼此不同，给予每个形象的尘世命运却始终相同——男性。女性被要求忘却自身并去爱，成为男性实现自身命运的途径。因此，女性理想看似多样，实则掩盖了反复出现的要求，即女性必须抹去自我。

女性就业也体现了经济结构。雇主欢迎女性劳动，部分原因是她们接受低工资；男性工人却可能将这种廉价竞争视为威胁，而非团结的基础。在法国，一项涵盖1889至1893年的调查发现，女性工作一天所得仅为男性同工日薪的一半；1908年的一项调查报告称，在家工作的女性每小时最多只能挣二十生丁，有时甚至仅有五生丁。论述将女性加入工会视为维护她们利益、同时减少工人阶级内部竞争的一种手段。这些物质条件并非只是伴随女性作为“他者”的地位而存在——它们有助于再生产依附关系，并使集体行动更为困难。

论述以一个关于这种处境如何延续的问题作结，而非诉诸本质。女性在实际意义上可能处于劣势，因为她们的社会处境给她们的可能性更少；但这并不能证明她们天生无能，也不意味着这种处境必须延续。身体仍是处境的一部分，却不能决定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因此，女性作为“他者”的地位既根深蒂固，也是历史造成的——它之所以延续，依赖制度、经济关系、神话与分裂的利益；要改变这种处境，女性就必须获得作为集体主体发声和行动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