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思因良知辞去布尔斯特罗德的代理工作
米德尔马契迦勒·加思与尼古拉斯·布尔斯特罗德的商业关系，建立在加思可靠地管理财产的基础上；但当加思再也无法使这项工作与他对布尔斯特罗德过往的认知相协调时，关系便告终结。这场决裂刻意保持低调——加思放弃了有利可图的工作，守住托付给他的秘密，并将拒绝合作与自认有权评判他人的一生区别开来。
务实的合作
加思管理与米德尔马契及其周边地区的布尔斯特罗德房产和土地有关的事务。布尔斯特罗德看重他，认为他是那种比关心自身利益更关心雇主利益的代理人。他们的关系并不局限于日常管理——加思也积极推动改良，包括考虑买下并拆除盲人巷的房屋，为该地区带来更多空气和光线。布尔斯特罗德通常乐于接受这类建议，两人合作得很融洽。
他们对斯通苑的安排体现了这项合作的务实性质。布尔斯特罗德希望保有对牲畜的支配权，并留着日后亲自监督庄园、重享其乐的可能。加思没有建议雇用管事，而是提议逐年出租土地、牲畜和农具，并按比例分取收益。这个方案旨在保障布尔斯特罗德的利益，同时让他可以在愿意时重新接手管理。
布尔斯特罗德请加思按这些条件物色租户，并提出一笔年度报酬，补偿他管理两人谈及的事务。加思没有立即答应，只说会考虑如何让安排可行。他一贯谨慎的作风体现在这番迟疑中；但这个提议很快不仅具有商业目的，也带上了个人层面的可能性。
斯通苑与弗雷德的未来
加思设想让弗雷德·文西租下斯通苑，由自己负责管理。租赁可以给弗雷德带来一份微薄收入和有用的实践训练，同时让他有时间学习地产经营的其他方面。加思愿意在已经排满的职业生活中再添工作，是出于对弗雷德前途的关心；他的妻子苏珊担心他年事渐长，却还承担太多。
在把这个可能性告诉弗雷德之前，加思先征求布尔斯特罗德的同意。布尔斯特罗德对自己的外甥没有多少私人情感，却希望在几项分散的事务中继续得到加思尽责的服务；若交由不那么可靠的人管理，他可能会蒙受损失。因此，他没有反对这个提议。他也可以借此在日后解释自己可能离开米德尔马契时告诉妻子哈丽雅特·布尔斯特罗德，自己已作出一项或许有利于她外甥的安排。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哈丽雅特此前已经因丈夫不愿帮助罗莎蒙德和负债的利德盖特一家而感到不快。她曾对布尔斯特罗德说，他似乎对她的家人太过冷酷；尽管他们难免世俗，却都是体面的人。布尔斯特罗德回答说，他已给她的兄弟提供了大笔资金，不能指望他再供养兄弟已婚的子女。想起这番对话，他很乐意有机会指出自己也为弗雷德带来了一项好处。加思得到保证——若布尔斯特罗德无限期离开米德尔马契，弗雷德便可以按提议的条件租下斯通苑。
加思没有把计划告诉弗雷德，而是巡视斯通苑的土地和牲畜，并作初步估算。他去得比可能的时间安排所需的更勤，因为他把这项盼望中的租赁当作能给弗雷德和玛丽带来幸福的一桩私密喜事。这个预期中的安排由此展现了维系双方商业关系的私人信任——加思不只是在谈报酬，还想把雇主的财产变成弗雷德实现经济独立的途径。
斯通苑的决裂
加思从斯通苑回来时带着一名病中陌生人的消息，双方的关系由此发生变化。他告诉布尔斯特罗德，那儿有个人需要医生，并说此人是拉弗尔斯。布尔斯特罗德礼貌地回应，说自己会去看看能做些什么，并请加思若还有其他事情便留下。然而，加思却借这次会面宣布，自己必须把布尔斯特罗德的事务交给别人。他明确把斯通苑的出租事宜也列入自己将放弃的事务，并感谢布尔斯特罗德公平地回应了他的提议。
布尔斯特罗德意识到，这次辞职让他突然蒙受了重大损失。加思确认自己已经下定决心。他没有掩饰拉弗尔斯的话影响了自己——当布尔斯特罗德问他是否因为那个病人说了诽谤之言才作此决定时，加思承认自己是根据听到的话行事。这番透露有所保留，却影响重大。布尔斯特罗德曾看重这位代理人的判断，如今，加思发现对方告诉自己的消息已使他不可能继续受雇。
布尔斯特罗德诉诸加思的良知和宗教责任，认为一个有良知的人不应轻信诽谤，也不应轻易放弃一段曾使双方受益的关系。加思回答说，即使他相信上帝会宽恕，他也不会明知故犯地伤害别人。但他相信拉弗尔斯说了实话；若继续替布尔斯特罗德办事或从他那里获利，自己的良心便会不安。他请布尔斯特罗德另找代理人。
良知、沉默与评判
加思拒绝得很坚决，却没有在公开场合指控布尔斯特罗德。布尔斯特罗德要求知道拉弗尔斯说得最严重的话是什么，加思却表示，除非发生某种未知的情形迫使他开口，否则他不会说出那番话。他没有在交谈中透露具体内容，而是有条件地谈论此事——如果布尔斯特罗德曾凭有害行为和欺骗获利、剥夺他人的权利，那么即使悔改，也无法消除无法弥补过去所造成伤害的困境。加思思忖着这种可能性，却表示自己无权让布尔斯特罗德的日子更难过。
布尔斯特罗德回答说，加思转身离开自己，正是在让他的日子更难过。加思承受这令人痛苦的后果，却拒绝摆出正义裁判者的姿态。他不声称自己无所不知，也承认即使一个人无法使被往事塑造的人生变得清白，其意志仍可能摆脱从前的恶行。他的同情并未挽回这段商业关系——他内心确信不能再与布尔斯特罗德共事，这一点仍是决定性的。
布尔斯特罗德暗示，加思从拉弗尔斯的恶习中获利，或许助长了他的恶行；加思则否认自己会把所有指控都当成事实。他说，若有证据证明事情并非如此，他也愿意相信更好的解释。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公开揭露他人的过错是一项重大的责任，而非听到有损名誉的秘密后自然而然的结果。在他看来，除非确定必须揭露此事以拯救无辜者，否则揭露他人的罪行便是错误的。他离去时丝毫没有背离这一原则。
回到家中，加思只告诉苏珊，他和布尔斯特罗德之间有些分歧。他说自己放弃了租下斯通苑的可能，也辞去了今后为布尔斯特罗德做的一切事务。苏珊猜想布尔斯特罗德或许过多干涉了丈夫的工作，却不知道真正原因是加思对拉弗尔斯所述之事作出的道德回应。她误以为是实际事务上的缘故，而加思隐而不宣的原因则与之形成对照；这为两人关系的低调终结画上句号——他放弃了盼望已久的租赁和更广泛的代理工作，同时将有损名誉的具体内容保守为秘密。
这段关系的意义
这段合作的终结，检验了职业信任、道德责任与个人同情之间的区别。加思的尽责曾使他在日常事务中成为布尔斯特罗德倚重的人；同样的尽责如今却使他在认定继续合作会令自己参与过去的不公，或从中获利后无法再继续工作。他的拒绝并未被写成对布尔斯特罗德整个人格的裁决。加思把自己再也不能做的事，与自己无法诚实声称了解的事区分开来。
斯通苑的提议也使这场决裂付出了具体代价。在拉弗尔斯的到来改变双方关系之前，加思已经获得同意，安排弗雷德日后租赁斯通苑，并开始为此考察庄园。他的辞职不仅放弃了布尔斯特罗德提供的工作，也放弃了那项谨慎保密、原本希望帮助弗雷德建立独立生计的计划。然而，加思坚持沉默，避免把私人知情变成未经审慎考虑的公开伤害。这段关系并非因管理上的争吵而结束，而是止于一道道德界限——加思收回自己的劳动，不利用布尔斯特罗德的困境，并将评判留在自己所知的范围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