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末尔开始定期到凯斯金家吃晚饭
纯真博物馆与菲颂分开后,凯末尔开始定期到凯斯金家吃晚餐;此前,他曾试图避开那些会让自己想起她的地方,以应对这段分离。这些持续了近八年的晚餐,让他的思念融入家庭日常——一家人为他留了座位,电视和挂钟标记着夜晚的时光,而能否见到菲颂则影响着他体验时间的方式。他的探访既是一份持久的个人依恋,也是一种安静的约定,其真正目的无法公开说出。
从避而不想到凯斯金家
分开之后,凯末尔禁止自己去梅尔哈梅特公寓、等待菲颂,或触碰与她有关的物件。此前,他试图克制自己的努力都失败了;例如,他可以借口在尚泽丽兹精品店附近为西贝尔买花,来绕过禁令。于是,他采取了更严厉的自我约束,从自己在伊斯坦布尔活动的心理地图上删去熟悉的街道。
他的地图按危险程度划分这座城市。尚泽丽兹时装精品店、梅尔哈梅特公寓、警察局,以及阿拉丁开店的街角,都是他绝对禁止踏入的红色区域。菲颂和家人居住的库尤鲁博斯坦街也在禁行之列。橙色街道只有在不得已时才可通行,而且他必须保持清醒,迅速穿过,不得停留;就连他的家和特什维基耶清真寺也属于这一类。黄色路线同样危险,尤其是从萨特萨特公司到梅尔哈梅特公寓的路,以及菲颂从精品店回家的路线。这些街道不只是地图上的地点——它们承载着记忆,足以让一次散步变成煎熬。
这些自我约束无法阻止菲颂在他的想象中出现。凯末尔开始频繁出入人群拥挤的地方,希望能瞥见她的幽灵,随后又把这些地点添入自己的城市心理地图。他在电影院和市场、多尔玛巴赫切钟楼旁,以及居米什苏尤一扇三楼窗户前看见她;他知道这些幻影并非菲颂,尽管那短暂的慰藉仍使他一再返回。在维法、泽伊雷克、法提赫和科贾穆斯塔法帕夏这些较贫困的街区,他徒步或开车四处寻找,有时会因远处某个身影与她相似而停下。即使幻影被证实是假的,他也会逗留片刻,想着真正的菲颂也许就在附近。这番寻找使他更耐心地栖身于街道和咖啡馆,置身当地居民之间,仿佛生活得更像菲颂一家,就能让自己离他们更近。
探访及其未曾言明的目的
凯末尔第一次到楚库尔朱马吃晚餐是在1976年10月23日,星期六;那是内西贝姨妈向他发出随时欢迎他前来的邀请后第十一天。他最后一次在那里与菲颂和内西贝姨妈共度夜晚,是1984年8月26日,星期日。在2,864天、409周的时间里,他一共探访了1,593次,平均每周约吃四次晚餐。这种往来并非一成不变的固定日程——有些星期他天天前来,另一些时候,他则会愤懑地不再登门,试图说服自己能够忘记菲颂。但他从未连续离开超过十天。更长时间的缺席,会让他重新陷入1975年秋天经历过的深重痛苦。
凯斯金一家逐渐习惯了他的到来。他们不必正式邀请他,因为总会在餐桌旁为他留座,而且往往能猜到他何时会来。这份欢迎并未消除他的不安。他担心再次登门会给一家人添麻烦,却又害怕不来就会错过与菲颂共度的夜晚,或引起他们的不快。最初几次探访时,他还在适应这所房子及其日常作息。他希望菲颂能从他的眼神中明白,他的出现意味着他是为她而来。她微笑着,仿佛他在场再寻常不过;他把这份从容当作安慰。由于他们很少能单独相处,他便趁短暂的机会低声告诉她自己很想念她;她似乎用眼神回应,但两人无法再亲密一些。
他们聚在一起的缘由始终没有说破。凯末尔到那里是为了见菲颂,并认为她和父母都乐于他的到来,但这一家人需要一个说法,让这项安排更容易得到承认。最后,他们采用了坐在一起这种寻常说法。内西贝姨妈用它欢迎他,也会在夜晚结束时邀请他第二天再来,继续和他们坐在一起。这个说法让一家人共同进行的活动——探访、吃饭、交谈、看电视或默不作声——能够容纳凯末尔的私人目的,而不必明说。他珍视这个词语,因为它描述的是陪伴,而非无所事事——它为他只想与菲颂待在同一个地方的愿望,赋予了一种为社会所熟悉的形式。
家庭生活的时间——挂钟、电视与餐桌
凯斯金家的时间有两种不同的计量方式。门旁立着一座德国制造的木制挂钟,嵌在玻璃罩中,配有钟摆和报时装置,提醒人们时间的延续和外部世界的存在。然而,电视已接管挂钟许多实际用途。它比那座老钟更有效地安排人们的注意力和家庭生活,尽管挂钟仍在滴答作响,偶尔也会被上弦。有些夜晚,凯末尔酗酒后醒来,陷入痛苦,听见走廊里的钟声会让他感到一丝暖意。
电视提供了更为即时的家庭作息表。每天晚上,在土耳其广播电视公司七点新闻开始前,屏幕上都会出现一只巨大的时钟。菲颂会对照它查看自己的腕表,塔里克则会看他的一只怀表。凯末尔看着菲颂专注地对时,只见她一边调整,一边把舌尖抵在脸颊内侧;调好腕表后,她看着他微笑。这个反复出现的动作,让面向公众的电视播报成了两人之间的私下交流。一家人借助电视掌握时间,但对凯末尔来说,更亲密的时间尺度,是菲颂回望他的那一刻。
夜晚持续多久,与其说取决于预先计划的离开时间,不如说取决于电视节目表。凯末尔通常七点左右到,等闭幕仪式结束后、接近午夜时才离开。他估计每次探访约持续五小时,尽管羞耻感让他告诉自己,自己回家更早。闭幕仪式上,士兵列队行进、国旗升起、国歌奏响,这些场景清楚标示了节目结束,也标示着夜晚将尽。1980年9月,军事政变和晚间十点宵禁骤然设下了另一道限制。凯末尔必须在九点四十五分离开;驱车驶离时,街道漆黑一片,行人迅速散尽,这加深了他未能充分见到菲颂的感受。政治限制以私人剥夺的方式进入家庭生活,缩短了他能与她相处的时间。
重复、物件与变化
这些探访并非由一连串戏剧性的相遇构成,而是在细小、反复出现的细节中逐渐累积。餐桌旁,凯末尔看着电视,菲颂则在厨房和用餐区之间端送菜肴;在他看来,她从屏幕前走过,就可能成为那个夜晚最重要的景象。有时一家人交谈、吃饭、喝拉克酒;有时他们安静地坐着,听汽车颠簸着驶下山坡,或听雨点敲打窗户。内西贝姨妈可能会任由一支香烟燃着,又点起另一支,也可能提议泡椴花茶。菲颂有时会给炉子添煤,或打个哈欠;凯末尔则可能不动声色地注视她的手。这些平常举动赋予岁月以质感,而它们的重复,让他得以留在她身边,却不必公开改变两人关系的状态。
房间本身也是这套记忆结构的一部分。一座楚库尔朱马公寓的模型标示出凯末尔在餐桌旁的位置——他坐在电视对面、厨房旁边。他身后是一只餐具柜,里面摆满了水晶杯、瓷器、银糖罐、利口酒具、未使用过的咖啡杯、一座钟以及其他熟悉的家居装饰。在梅尔哈梅特公寓时,他曾收集与菲颂及两人早先相处时光有关的物件。随着时间流逝,看到某件物品便能唤起凯斯金家餐桌旁的某个夜晚;各自独立的回忆似乎逐渐融入与菲颂及其家人同坐一处的总体体验。因此,这些晚餐探访不仅成为反复进行的社交习惯,也构成了凯末尔记忆在物质和时间上的基础。
当凯末尔无法再去楚库尔朱马探望菲颂时,这项安排发生了变化。在离婚过程中,他安排律师代理菲颂,两人开始隔日去贝伊奥卢看电影。在凉爽、昏暗的电影院里,他们选择后排座位,牵着手;从前只能局限于家庭餐桌旁的眼神和低语,此时得以变得更为直接。早先的晚餐并没有消除他们之间的距离。相反,它们通过一项被谨慎重复的家庭习俗维系着这份依恋,直到境况改变,两人的会面转移到别处。这种安排的成就同时也是它的局限——凯末尔可以回来、坐下、观看和回忆,但日常惯例无法将这段未曾言明的关系变成两人公开共享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