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克·西蒙斯在精神病院遭袭并失忆

德里克·西蒙斯在精神病院遭袭并失忆，使一项存在争议的诊断演变为他身份认同中持久的断裂——另一名患者使他头部严重受伤后，西蒙斯仍能形成新的记忆，却再也无法恢复过去。这场袭击发生在约瑟夫·维德试图为一名他认为被误诊为精神分裂症的患者争取治疗之后，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医院的范围。

诊断与收治

经过多次检查西蒙斯后，约瑟夫·维德认为他患有罕见的解离性障碍，而非他年轻时被诊断出的精神分裂症。维德认为，西蒙斯会经历解离性漫游状态发作，患者在这种状态下可能失去自我意识、记忆和身份认同。在极端情况下，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可能会失踪，几年后在别处重新出现，以新的身份生活，却不记得从前的人生。维德认为，西蒙斯有可能不记得相关夜晚自己的行为——压力以及从睡眠突然转为清醒时意识状态的改变，或许让他像另一个人一样作出反应。

维德的报告说服法院将西蒙斯收治于收治斯波尔与西蒙斯的特伦顿精神病院。在院方同意、患者律师也表示许可后，维德继续在那里为他治疗，将催眠与一种实验性抗惊厥药物方案结合起来。然而，几个月后，另一名患者袭击西蒙斯，造成其头部严重受伤。这处伤口大幅加重了他的病情——西蒙斯失去了原有记忆，此后再也没有恢复。他仍保有形成和储存新记忆的能力，但袭击发生前的人生对他已无法触及；劳拉·贝恩斯将这种状况称为逆行性遗忘症。

受伤后的生活重建

袭击发生一年后，应约瑟夫·维德坚持，西蒙斯被转至西蒙斯获释且斯波尔曾申请转入的马尔伯勒精神病院，那里实行的管束制度较为宽松。维德帮助他重建了一个可正常运作的人格，但表面上的康复掩盖了根本性的断裂。西蒙斯重新拥有了从前的姓名和外貌，却无法提取那些曾使这些特征构成鲜活身份的自传式记忆。他知道如何写字，却不记得上过学；他能够当电工工作，却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学会这门手艺的。各种能力依然存在；能够解释这些能力的个人经历却已不复可忆。

1985年春，一名法官批准了西蒙斯律师提出的释放申请，理由是此案情况复杂，而且西蒙斯完全没有暴力倾向。获释并不意味着他能够独立生活。他没有就业前景，若无人支持，很可能再次住进机构。他还是蹒跚学步的幼儿时，母亲便因癌症去世；而他与父亲从未亲近，父亲在悲剧发生后搬离此地，既未留下转寄地址，也不关心儿子的境况。因此，西蒙斯能否自由生活，取决于维德为他安排的实际照料。

维德在自己家附近为西蒙斯租了一套小型单卧室公寓，并按月付给他工资，让他维护房产。西蒙斯独自生活，邻居们视他为怪人。有时他会把自己关在屋里几天甚至几周；维德会给他送食物，并确保他按时服药。这项安排让他得以在医院之外生活，但这种独立有条件，也与维德持续的关照密切相关。西蒙斯能够从事有用的工作，维持一个熟悉的身份，却依然无法回忆自己是通过哪些经历获得这些能力与身份的。

照护、记忆与往事重现

离开医院后，约瑟夫·维德给予德里克·西蒙斯的支持不止包括住房和有偿维修工作。他让西蒙斯继续服药，带他去钓鱼，每周至少抽出一个晚上陪他。有一次，他带西蒙斯去了大学并对他实施催眠，却没有告诉他催眠过程中发现了什么。西蒙斯把维德视为圣人；两人固定的相处既提供陪伴，也给予实际照料，但那些失去的岁月仍然遥不可及。

西蒙斯也养成了自己的小习惯。他收养了一只名叫杰克的收容所小狗，每天傍晚带它到附近的公园散步。第一场雪降临时，理查德·弗林造访维德的房子，发现西蒙斯正在做些小修小补；两人一边聊天、抽烟，一边眺望湖面。在弗林看来，西蒙斯羞怯而孤僻，却性情温和；他平常的举止让其记忆丧失的严重程度难以察觉。这些相遇展现的是一种围绕着他过去的空白继续发展的生活，而不是对过去的恢复。

1987年3月，纽约电视台一则新闻意外打破了这种区隔。西蒙斯看到斯坦·马里尼的照片，认出他曾是西门子维修班组的一员，而西蒙斯自己也曾在那里工作。这一辨认意义重大，因为没人告诉过西蒙斯马里尼已经去世，他也没有读到相关报道；这种认知仿佛源自他自己的记忆。西蒙斯形容，那些埋藏的内容突然涌现，就像石油冲破地面，还把这种经历比作以惊人的速度观看一部电影。这一刻并不能证明他的往昔已完整归来，但它表明，曾被认为彻底封存的记忆，可能会在意想不到的提示下浮现。

这段经历也影响了其他人如何看待西蒙斯对约瑟夫·维德遇害案的说法。多年后，西蒙斯告诉罗伊·弗里曼，自己知道是谁杀害了那位教授；他说，自己早先的陈述之所以被打折扣，是因为他曾被指控谋杀、被送入医院收治，并且正在服药。一名曾经的调查人员也以他患病且失忆为由，认为他的证词不可采信；谈话中，这名调查人员停了下来，服下一片处方药，并费力回忆西蒙斯的姓名和陈述。西蒙斯则坚持说，他知道自己看见了什么。因此，受损的记忆不再只是私人损失——它影响了他的证词能否被当作知识听取；与此同时，后来浮现的记忆也提供了理由，让人不应把记忆的空白等同于从未有过相关经历。

受到怀疑的证人

多年后，德里克·西蒙斯向罗伊·弗里曼具体讲述了约瑟夫·维德遇害当晚的情况。西蒙斯说，他看见理查德·弗林与维德争吵，并认为弗林其实没有离开，而是藏在附近，之后返回杀害教授。他记得又看见劳拉·贝恩斯的车停在房子附近，于是推断她曾返回；他怀疑她要么目睹了杀人过程，要么帮助了弗林。西蒙斯说，他没有把劳拉的名字告诉警方，因为担心报纸会损害维德的声誉。第二天早上，他回来查看维德的情况，用钥匙自行开门，发现尸体在客厅里。这些都是西蒙斯的说法和推断，并非经独立证实的事实。

他的说法也与弗兰克·斯波尔的证词相冲突。西蒙斯说，晚上九点左右，他和斯波尔都藏在后院；但斯波尔称当时自己与弗林和维德在一起，没有提到任何争吵，也没有提及劳拉。弗里曼拿这些矛盾质问西蒙斯时，西蒙斯猜测斯波尔可能忘了或撒了谎，并质疑弗里曼为何更相信另一个人的证词。这场争论加深了西蒙斯证词本就面临的问题——他在精神病院遭袭并失忆，使调查人员怀疑他的可靠性；而彼此不同的说法又让过去本身悬而未决。仅凭他确信自己知道亲眼所见之事，并不能确定哪个版本才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