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与逃避

逃离与逃避，指小说中一种反复出现、并不稳定的欲望——摆脱那些已变得无法忍受的日常、关系与自我。巴里顿戏剧性地离开精神疗养院，使这种欲望有了具体形式；而叙述者后来对年龄与流浪的反思，则揭示了它的限度。离去可能令人觉得如获新生，但仅凭距离并不能保证自由；试图抛弃的自我，仍会在路上不断重现。

巴里顿渴望挣脱束缚

巴里顿的逃离冲动，源于他长期深陷于病人家属的纠纷之中。二十年来应付他们好争执的虚荣心，使他对围绕工作的种种要求积累了深切怨恨。他怀疑自己是否能摆脱他们的控制，或摆脱他所谓“谋生精神病学”中有辱人格的奴役。叙述者指出，日常惯例对巴里顿的自我已变成一种死亡——他不再想在同一种生活里寻找新方法，而是想把自己的身体带到别处去。

这种欲望并非一时的抱怨。叙述者事后将巴里顿尖刻的抨击，以及他对全然不同事物的渴望，与他日益准备出逃联系起来。自认为理性的人巴里顿，最终以一种骇人的举动与自己的处境决裂。叙述一开始并未透露他做了什么，而是着重写助手照常工作，巴里顿的逃离却愈发势不可挡。延迟揭晓，使离去不像一项冷静的计划，倒像一场早已开始的决裂。

宣告离去

在巴里顿告诉叙述者自己要离开疗养院的那个夜晚，他把这一决定说成与过去彻底决裂。他说自己是个安于静止、行将老去的人，职业生涯建立在长期而谨慎的核查习惯之上，却又坚持说，短短几个月内，自己已背离了所有曾将他留在那里的事物。他感到超脱而欣喜，称这次变化为重生，并一再说自己正在逃离。他的言辞使逃离既像身体上的离去，也像身份的重塑。

叙述者试图把这趟旅程说成一次短暂的休假——从职业日常中暂时抽身，之后巴里顿或许会精神焕发地回来，重新执掌疗养院。巴里顿拒绝这种令人宽慰的解释。他说，四十年的谨慎平庸已将他耗尽并击垮；他想把自己的灵魂丢掉，就像丢掉一条令人厌恶的狗，在死前摆脱它，终于独自一人、获得安宁。他所说的目标不只是换个工作地点，而是要远离令他无法忍受的自我与过往。

巴里顿自己的措辞也表明了这一决心的代价。他承认自己伤痕累累、血流不止，但坚持说，即使把一只眼睛留在泥沼里，他也绝不会回头。这一意象赋予离去以肉体代价——逃离并非毫无痛苦地脱身；甘愿舍弃已经失去的东西，也成为其力量的一部分。叙述者并不怀疑巴里顿的诚意，也克制着没有用反驳逼问他，因为担心这样会损害他的理智。

处于逃离边缘的叙述者

叙述者与病人共事，使另一种危险显现出来。由于他善待院中人，便觉得自己活在他们疯狂的边缘，仿佛平常的交谈正把他引入一座陌生城市，那里的街道与地面日益变得不稳定。他担心自己会和他们一起被困在那里，也担心恢复理智本身会变成一种执念。在这段叙述里，逃离不仅是离开一所机构的旅程，也是人在贴近他人痛苦时，努力站稳脚跟、保全身份的一种不确定尝试。

后来，叙述者意识到，自己日益冷漠，与巴里顿的退隐有相似之处。罗宾逊向他讲述在图卢兹的遭遇时，叙述者提不起多少兴趣，也无法把眼前情形当成真正的危险。他觉得自己突然老了，并反思说，世界在人离开它之前，早已离开了人。这种变化与其说由某个戏剧性的决定标示，不如说体现为言语和欲望逐渐消退——谈论重要之事、坚持自己正确，甚至在生活的种种乐趣中保住分给自己的位置，都变成了费力之事。

流浪及其限度

叙述者刻意用细小的言辞描写这种退隐的晚期阶段。一个人开始满足于一点食物、一点暖意，以及在一条通往虚无的路上尽可能多睡一会儿。连社会性的自我似乎也已精疲力竭——为他人编造新的表演，需要的力量已经不复存在。他说，死亡就在流浪者身旁，不再神秘，却始终近在咫尺。仍然鲜明留存的，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遗憾——叔叔还活着时，自己没去布瓦-科隆布探望他，因此永远失去了叔叔那首小曲。这个遗憾的分量，与宏大的逃离计划形成对照；被抛在身后的生活，仍通过一次寻常的探访错失及其无法挽回的后果延续着。

小说结尾处，叙述者转身离开河流，也离开那片曾承载着远方承诺的海。他说，自己心中已没有余地容纳关于大海的幻想；他试过迷失自己，却总会重新遇见自己的人生，而他的流浪已经结束。世界已将他围困。身体的移动曾是躲避面对自己的方式，如今却反倒把他带回了自己身边。

他最后将自己与罗宾逊相比较，进一步凸显了逃离愿望与足以支配一生的念头之间的差别。叙述者设想，罗宾逊想让自己被杀死的意图，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念头，能够压倒恐惧；而他自己的思想却像微弱的烛火，在充满敌意的宇宙中摇曳。他甚至幻想有一种彻底的勇气，能够以爱拥抱死亡，却也明白这幅夸张图景不过是发热时的幻想。逃离之所以始终诱人，恰恰因为它承诺彻底的转变；结局并未将这一承诺视为已经实现。叙述者重回自我，使流浪的限度而非离去的胜利，成为这一概念最终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