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恐怖主义

国家恐怖主义是诺姆·乔姆斯基（受访者）提出的概念，指国家为实现政治目的而施加的暴力与胁迫；它质疑一种惯常看法，即恐怖主义主要是敌人的手段。本书论述的力量来自对官方定义的一贯运用——如果非国家组织以暴力针对平民、达到政治目的，就符合恐怖主义的定义，那么国家的身份本身就不能把类似行为变成别的东西。乔姆斯基以国际法院对美国在尼加拉瓜问题上的判决、把针对平民人口的胁迫纳入国家政策的教义，以及2001年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后的危机如何被用来扩张军事和国内权力为论据，支撑这一主张。

定义与政治命名

乔姆斯基从美国官方文件中的一种定义出发——恐怖主义是为实现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目标而有计划地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包括通过恐吓、胁迫或制造恐惧来达到目的。按照这一界定，九一一袭击事件是令人震惊的恐怖主义罪行。但这一定义也为国家行为设立了检验标准。如果对暴力的归类取决于它造成什么影响、试图实现什么目标，而非由谁实施，那么政府就必须接受与其用来衡量敌人的同一标准。

本书将这一字面含义与一种政治惯例区分开来——在公共话语中，“恐怖主义”通常指反对者针对说话者或其盟友实施的行为。乔姆斯基认为，这一惯例会使标签随着政治阵营而改变。他以科索沃解放军说明这一问题——1998年，美国曾以该组织袭击塞尔维亚警察和平民为由，将其谴责为恐怖势力；但到1999年，随着美国和英国的政策转向攻击塞尔维亚，该组织又被重新描述为自由战士。战争结束后，它及其盟友又可以被称为恐怖分子、罪犯或暴徒。在乔姆斯基看来，这种政治描述的变化并不要求行为也发生相应改变；标签随着政策而变。

官方对国家武力的描述也呈现出这种灵活性。乔姆斯基指出，美国的低强度战争教义所采用的标准定义，与恐怖主义的官方定义十分相似——以胁迫手段针对平民人口，以实现政治、宗教或其他目的。这种相似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表明这类暴力并非处于国家政策之外，而是被纳入公认的军事框架。在这一分析中，恐怖主义并非天然就是“弱者的武器”；它也可以成为国家行动的一部分，包括强国政府的行动。

尼加拉瓜与法律检验

尼加拉瓜是乔姆斯基最主要的法律案例。他回顾说，国际法院谴责美国为政治目的非法使用武力，命令其停止相关行为并支付巨额赔偿，而美国拒绝接受判决。此后，美国加剧了对尼加拉瓜的战争，并否决了一项呼吁各国遵守国际法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对于乔姆斯基而言，这个案例格外有用，恰恰是因为它经过司法裁决——它使国家恐怖主义的问题不再只是把一个有争议的标签贴到对手身上。

他所描述的行动也有具体的作战模式。美国政策把袭击指向“软目标”——例如农业合作社和诊所等平民设施——而不是直接与尼加拉瓜军队交战。实施袭击的部队得益于美国对尼加拉瓜领空的控制，也使用了保护者提供的先进通信设备。乔姆斯基强调，这种支持与公众对尼加拉瓜自卫权的讨论之间存在落差。美国施压，试图阻止盟友向尼加拉瓜提供武器；当时有传言称尼加拉瓜可能取得俄罗斯战斗机来保卫领空，即使是对传言持批评态度的人，也设想过如果传言属实就轰炸该国。他所引用的数据库检索结果中，尼加拉瓜自卫的权利几乎没有受到关注。

对国际法院判决的回应是这一论述的核心。在乔姆斯基看来，美国没有接受法律程序的约束，而是驳回裁决、否决安全理事会决议，并继续行动。他认为，尼加拉瓜诉诸法律而非轰炸华盛顿，是一个本可产生更广泛影响的范例。然而，尼加拉瓜只是美国在中美洲发动战争的一个目标；那十年间，四个国家沦为废墟，数十万人死亡。因此，这个案例把一项明确的法律裁决与更广泛的区域模式联系起来，但并未被说成是最极端的案例。

国家政策与针对平民的袭击

乔姆斯基还把国家恐怖主义与盟友实施的暴力联系起来。他提到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称该行动造成约18,000名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平民死亡，而且当时也有人承认这并非自卫行为。他接着描述后续行动，包括1993年和1996年的入侵，并称这些行动得到美国坚定支持；1996年卡纳大屠杀后，国际社会的反应最终迫使比尔·克林顿退让。他估计，1982年之后在黎巴嫩死亡的平民约有20,000人。这些案例把分析扩展到美国直接行动之外——国家暴力既可以通过政治和军事支持得到助长，也可以由政府自身的部队实施。

对乔姆斯基而言，问题不仅在于暴力是否受到谴责，也在于谁的暴力会被如此描述，谁的暴力则被视为可以接受。他将敌人实施恐怖主义时使用的语言，与描述国家计划时使用的“反恐”和“低强度战争”等说法作了对比。他还认为，战后美国的反叛乱行动借鉴了一种与纳粹做法相关的模式——美国曾咨询国防军军官，在为战后世界设计计划时使用他们的手册，并将这些计划称为反恐。在这一叙述中，这种命名掩盖了手段之间的延续性，同时让“恐怖分子”和“自由战士”的身份随着政治时势改变。

九一一袭击事件与权力扩张

乔姆斯基把九一一袭击事件视为真实的恐怖主义罪行，同时认为其后续影响加强了早已开始实施的政策。他说，世界各地的政府利用袭击事件出台或加剧镇压措施。俄罗斯加入反恐联盟，希望因此获准继续在车臣开展行动；中国也出于类似原因采取行动。土耳其是首个提出为美国反恐战争新阶段派遣部队的国家，它把这一提议与美国支持其镇压库尔德人的行动联系起来，而该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提供的武器。乔姆斯基鲜明地描述了由此产生的反转——一个因恐怖行动而受到赞扬的国家，后来却被接受为保护喀布尔免受恐怖主义威胁的权威力量。

美国国内的后果同样属于这一论述。乔姆斯基称，民主社会利用九一一袭击事件后的恐惧和爱国主义要求来约束民众，并颁布不受欢迎的法律。在他看来，布什政府利用这场危机推动损害美国大部分人口、包括未来世代利益的政策，而这些政策服务于早已主导该政府的大型企业。因此，国家权力呈现为两个方面——对外的胁迫和军事行动，以及以打击恐怖主义为由限制国内公共自由的措施。

新的军事姿态也有其战略地理布局。美国首次在中亚建立大型军事基地；乔姆斯基把这一发展与美国主导下的跨国公司、该地区丰富的资源，以及围绕波斯湾地区主要能源资源展开的包围行动联系起来。他说，在阿富汗战争之前，迪戈加西亚岛是美国军事体系中最安全的基地，该体系从太平洋延伸至亚速尔群岛。中亚基地使干预行动更为便利，也为这一更广泛的网络增添了新的据点。

乔姆斯基在这一背景下将对阿富汗的轰炸解读为美国军事主导地位的展示，不过他承认当时无法取得机密文件，并将其目的表述为推断。他认为，轰炸是在警告世界——不遵守美国规则将会造成什么后果。他把这一逻辑与北约轰炸塞尔维亚相比较；托尼·布莱尔和比尔·克林顿曾以维护联盟信誉为由解释这一行动，而按照乔姆斯基的理解，所谓信誉指的是美国及其主要军火客户的信誉。这一论述并未把公开宣称的反恐目的视为完整解释，而是把相关行动与实力展示及巩固全球支配地位的努力并置考察。

后果与意义

这一概念把法律责任、政治词汇、军事政策和公众认同纳入同一框架。尼加拉瓜案例表明，强国可以拒绝法院裁决和国际法，而不停止相关行为。对科索沃解放军的不同称呼，说明政策变化时，“恐怖分子”这一类别也会被重新分配。低强度战争揭示了官方军事教义与恐怖主义官方定义之间的重合；九一一袭击事件后的案例则表明，紧急状态如何授权在国内外实施镇压。

乔姆斯基的核心主张并非所有国家使用武力的行为都完全相同，而是用于归类暴力的标准不能仅仅因为行为者有权势，或在政治上与观察者立场一致，就随之改变。当国家把自身的胁迫行为称为反恐、战争或战略政策时，这套词汇可能掩护那些依照同一字面定义针对对手时就会遭到谴责的行为。因此，国家恐怖主义既是一种考察政治暴力的类别，也是一种对政府选择性分配责任时所用语言的批判。本书的结论是，九一一袭击事件改变了这些政策运作的条件，但并未消除此前已经存在的国际结构或权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