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探讨的2001年对阿富汗的轰炸，是对2001年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的军事回应；但诺姆·乔姆斯基（受访者）认为，它不仅是一场针对疑似恐怖主义网络的军事行动——这场行动可能加剧人道主义紧急状况，而且在他的分析中，还有助于扩大美国的军事影响力并展示美国实力。他的论述将官方宣称的反恐目的，与有关平民后果、救援受阻以及报复所造成政治影响的警告并置起来。

背景与警告

乔姆斯基将这次轰炸置于一个使用武力标签不断变化的较长历史脉络中。1991年海湾战争时期被公开称为战争，而北约对塞尔维亚的轰炸则被描述为人道主义干预。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不久，美国起初使用“十字军东征”一词，随后在有人警告该词会疏远穆斯林世界的潜在盟友后改用了其他说法。在他的论述中，这种措辞上的转变并未说明军事回应的目的是什么，也没有解决其后果会如何的问题。

乔姆斯基说，袭击发生后的最初几天里，北约领导人、地区问题专家，以及很可能还有美国情报机构，都警告布什政府——造成大量平民死亡的大规模攻击会符合奥萨马·本·拉登的目标。人们担忧的不仅是那名疑似领导人是否会被杀死。在尚未先行提供可信证据证明他参与袭击的情况下，他的死可能使他成为殉道者；即便他的声音因死亡或监禁而消失，现有录音和访谈仍可能继续流传。因此，乔姆斯基将报复威胁描述为一种可能使基地组织及其他极端势力招募到更多成员的机制。

欧洲领导人也发出了相关警告，他们认识到，对穆斯林人口发动攻击可能正中本·拉登及其同伙的计划。乔姆斯基引用法国外交部长的说法，称这种危险是一个“邪恶陷阱”——原本意在惩罚肇事者的回应，反而可能使美国及其盟友陷入暴力不断升级的循环。他认为，另一种做法是调查那些根深蒂固的恐惧与挫折感，同时通过法律程序惩罚责任人，而不是以极端暴力回应并为进一步升级做准备。

空袭与人道主义后果

空袭于2001年10月7日开始，当时粮食救援已经受到严重限制。10月初，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向阿富汗运送数百吨粮食，但估计这些粮食最多只能满足该国百分之十五的需求。袭击发生后，国际救援队伍已经撤离，粮食运送也停止了三周；空袭开始后，该计划署暂停了车队运输以及地方队伍开展的粮食分发。

巨大的需求使这一中断尤其严重。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的一名发言人报告说，有七百五十万阿富汗人缺乏食物，正处于饥荒边缘。人道主义机构代表警告，空袭使一百五十万难民大规模外逃的可能性日益增加。因此，这段叙述不仅强调军事行动的直接影响，也强调其对供养民众、使他们能够留在国内的相关体系造成的冲击。

乔姆斯基引述的援助组织认为，美国空投粮食并不能弥补卡车运输中断造成的影响。乐施会、无国界医生、基督教援助会和救助儿童会等组织批评空投宣传，认为与世界粮食计划署卡车能够运送的大量粮食相比，空投并无实效。一名志愿者将印在包装上的宣传传单斥为几乎只是传单而已。世界粮食计划署官员表示，如果采用空投，就应在白天进行，提前发出警告，并安排地面人员收集和分发粮食。空中投送援助的宣传与既有供应路线中断之间的反差，是乔姆斯基质疑这场军事行动人道主义说辞的核心。

战略解读与更广泛影响

乔姆斯基将这次轰炸解读为增强美国军事力量的机会，同时也是一场反恐行动。他将九一一事件后的军事行动与里根政府时期较早的“反恐战争”联系起来，并认为它属于维护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更广泛努力。在他的论述中，俄罗斯、中国和土耳其等国利用新的反恐氛围推进或使镇压政策正当化；他还说，以色列意识到，在美国提供更有力支持的情况下，可以加剧对巴勒斯坦人的镇压。因此，这次轰炸被置于一个更广泛的模式之中——九一一袭击事件加速了已经开始的政治趋势。

这场军事行动也改变了美国军事存在的地理分布。乔姆斯基指出，美国首次在中亚建立了重要军事基地。他将这些基地与获取该地区资源以及环绕波斯湾主要能源资源联系起来。他说，在阿富汗战争之前，迪戈加西亚岛是美国面向波斯湾的军事体系中最安全的重要基地；中亚的新据点则使美国领导人认为适当时更容易实施武力干预。这些是乔姆斯基对基地战略意义的解读，并非文中证明存在某个单一既定作战目标的证据。

他同样将这场军事行动解读为一种示范，意在警告其他国家挑战美国规则将会付出什么代价。乔姆斯基认为，这些影响可能经过计算，也可能构成轰炸的主要目的之一；但他明确表示，自己无权查阅机密文件。他将这一解读与北约对塞尔维亚的轰炸相比较，当时托尼·布莱尔和比尔·克林顿曾以维护北约信誉为由解释该行动。在这一分析中，所谓信誉指的是美国及其主要武器客户的权威，而不是对联盟地位的抽象衡量。

意义与未决后果

这段论述并置了两种相反的可能性——轰炸可以被描述为对恐怖主义的回应，但如果回应导致阿富汗平民丧生，也可能反过来助长其试图击败的事业。乔姆斯基警告说，即便杀死奥萨马·本·拉登，也可能加剧该地区的愤怒、绝望和挫折感，并促使新的志愿者加入。他所描述的风险，是一个反馈循环——平民苦难会加强招募活动，并使进一步的暴力更有可能发生。

他没有断言美国政府会作出何种决定，也没有确定后果必然如何。相反，他认为，事态走向部分取决于公众舆论，也取决于决策者是否遵循理性、法律和条约义务。他的最终判断是，深层国际问题大多依然存在，而九一一事件及其后的回应带来了可能造成重大损害的变化。在他的论述中，这次轰炸的决定性意义在于其双重遗产——它立即中断了本已脆弱的救援工作，并持久扩大了军事通行能力与政治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