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罗持枪搜查斯佩德办公室
《马耳他之鹰》乔尔·凯罗持枪搜查萨姆·斯佩德的办公室,最终演变成控制权的逆转——凯罗命令斯佩德接受搜身,但斯佩德缴了他的枪,将他打昏,随后清点他的随身物品。这场遭遇把威胁变成了收集情报的机会,而凯罗的物品则将他与遇害的侦探、布里吉德·奥肖内西以及对“黑鸟”的更大范围追寻联系起来。
搜查开始
埃菲·佩里内离开办公室后,凯罗掏出一支小巧的黑色手枪,命令斯佩德双手抱在颈后。接着,他让斯佩德站起来,并解释说自己必须确认斯佩德没有带武器。凯罗仔细搜查——他绕到斯佩德身后,把手枪换到另一只手,掀起斯佩德的外套下摆,并握着枪贴近他的胸前进行搜身。
这一姿势一时让凯罗占了上风——搜查时,他站在斯佩德身后。但双方距离很近,搜查的步骤也使凯罗处于易受制的位置。斯佩德猛然转身,用自己的脚踩住凯罗的脚,将手枪打落。凯罗还没来得及重新控制局面,枪已经到了斯佩德手里。
斯佩德扭转局面
斯佩德抓着凯罗的衣领,把他推回椅子旁。停顿片刻后,他打了凯罗一下,凯罗随即失去意识。斯佩德没有让他倒在地上,而是把他放到椅子上,随后着手处理眼前的实际事务——他逐个搜查凯罗的口袋,必要时挪动毫无反应的凯罗,并把搜出的物品摆在桌上。
两人的行事方式形成鲜明对照,是这一场景的关键。凯罗以持枪搜查开场;斯佩德则以干脆利落的力量回应,接着有条不紊地搜查。威胁解除后,他并不急于行动。他点燃一支香烟,从容而仔细地查看物品,把凯罗未能完成的搜查转变成自己的调查。
凯罗的随身物品
凯罗的钱包里有三百六十五美元的美国纸币、三张五英镑钞票、一本印有他姓名和肖像的希腊护照,以及五张写满文字、看起来像是阿拉伯文的描图纸。钱包里还装着一则剪报,报道迈尔斯·阿切尔和弗洛伊德·瑟斯比的尸体被发现一事;一张女人的照片;刻有凯罗姓名的名片;以及一张当晚在吉尔里剧院观看管弦乐演出的座位票。
其他物品包括来自不同国家的货币和旅行用品、一本旧金山街道指南、南太平洋铁路的行李领取单,以及一张上海保险经纪人的名片。其中较为直接引人注意的文件有四张贝尔维德雷酒店信笺纸,其中一张写着萨姆·斯佩德的姓名以及他办公室和公寓的地址。这些物品本身不能确定凯罗的动机,却将他的行踪、兴趣以及他与斯佩德的接触,与谋杀案和寻鸟之事置于同一组线索之中。
与更大范围情节的联系
凯罗后来讲述的经过将他置于争夺“黑鸟”的人群之中。他说,他和卡斯珀·古特曼知道布里吉德曾在香港把鸟交给雅各比船长,让船长带上帕洛玛号;布里吉德和弗洛伊德·瑟斯比则乘坐一艘更快的船。古特曼还解释说,瑟斯比仍忠于布里吉德,拒绝了一项提议中的交易;迈尔斯·阿切尔死后,威尔默·库克把瑟斯比带到古特曼那里,随后又跟踪他回到旅馆并将他杀害。这些披露扩大了办公室搜查一幕的意义——凯罗并非偶然出现的持枪访客,而是一个由同盟、监视与不断易手的物品构成的网络中的参与者。
其他叙述进一步补充了围绕这条事件脉络展开的调查。布里吉德说,她在东方遇见瑟斯比,并与他一同从香港前来;她曾依赖他,后来却认为他背叛了自己。她之后指出,一个名叫凯米多夫的俄国人是她的同伴原本打算从他手中取得“黑鸟”的人。斯佩德对杀死迈尔斯的致命枪击所作的重构,以及警方关于弹头来自一支韦伯利-福斯伯里自动左轮手枪的报告,都把谋杀案与正在追查的实物证据联系起来。凯罗保存着关于阿切尔和瑟斯比死亡的剪报,也表明他同样一直密切关注这两起谋杀案。
监视与追踪网络
办公室里的对峙是更大监视网络中的一个环节。斯佩德在剧院外把威尔默指给凯罗看后,凯罗后来抱怨威尔默正在监视那所房子;斯佩德承认自己本该预料到威尔默会出现。在其他事件中,帕洛玛号上的经过让布里吉德、古特曼、凯罗和威尔默聚集在雅各比船长的舱房里;争执和一声枪响之后,他们一同离开。随后,船长失踪,古特曼则讲述威尔默后来在雅各比船长带着“黑鸟”离开时开枪打死了他。
在这样的背景下,凯罗试图用手枪控制斯佩德,争夺的不仅是身体上的支配权,也是情报。斯佩德的抵抗保住了他的独立行动能力,也让他得以查看凯罗的物品;文件和随身物品提供的是一些线索,而非完整的解释。因此,这一场景有双重结果——凯罗失去了对办公室的即时控制,但更大的争斗仍未解决,斯佩德只能在相互冲突的说法和被隐瞒的忠诚关系之间搜集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