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
东京罪恶藤是大宫的刑事侦查负责人,也是记者难以接触的警方消息来源——他既是备受尊敬的审讯专家,也是能干的警察,但记者与他打交道并不愉快。杰克·阿德尔斯坦向他打听情况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拒绝。后来他决定向阿德尔斯坦介绍一起扒手案,这使他不再只是把守信息关口的人。他对程序和宣传报道要求严格,但也曾一次破例,违背自己的规矩。
身份与初次登场
藤身材高瘦,戴着厚眼镜,穿的灰西装总是皱巴巴的。早上十点,他就已经有了那种仿佛漫长一天即将结束时才会有的胡茬。这些细节让他的外表显得和他的态度一样不修边幅、令人望而生畏——他并非以一位衣着讲究的公众官员形象登场,而是一名习惯于办案、对那个要求他分享工作成果的记者缺乏耐心的刑警。
叙述也将他的职业声望与待人方式区分开来。藤既以优秀的审讯专家闻名,也是一名出色的警察,但记者与他打交道并不愉快。阿德尔斯坦无法判断藤个人究竟喜欢还是讨厌自己;他把藤的态度理解为对自己记者身份的评判——又一个始终不走的新手记者,终有一天可以被替换,最好换成日本人。这种不确定性很重要——藤起初的阻挠被描述为更广泛的制度性与职业性隔阂的一部分,而不是明确证实的个人恩怨。
扒手案与拒绝
阿德尔斯坦找到藤,是因为一篇关于职业扒手的报道取决于一个他无法核实的数字。一名铁路方面的消息来源告诉他,这名扒手穿着西装打领带去上班,并承认犯下了据称数量众多的案件。铁路官员不知道具体有多少起,而案件由大宫警方负责。藤不肯提供缺失的数字,也不肯事先批准报道。
相反,他反问阿德尔斯坦,不知道关键事实要怎么写报道。他随口说出几个可能的数字——十起、一百起、两百起——让记者自行推断真实数量超过一百。阿德尔斯坦追问这一暗示,但藤的挑衅并不等于允许他发表。两人的交锋表明,阿德尔斯坦起初几乎拿不出任何东西来交换独家消息——他无权承诺正面报道,也没有可用于交易的信息。他意识到,这篇报道或许能让警方在当地显得不错,至少不会让警方显得难堪,但他无法把这个理由变成藤必须配合的义务。
藤通过区分文书工作与调查工作来解释自己的立场。他说,自己负责文书工作,刑警负责调查;只有在事实汇总完毕后,警察部门才会对外公布,之后记者再加以报道。对阿德尔斯坦而言,这套程序意味着必须等待,不能抢在官方公告前发表。延误并非无关紧要——还得等上一周,这让他感到警方新闻发布流程始终是一场围绕信息何时公开的拉锯战。
谨慎限定的破例
藤的态度并非只有敌意。他叫来一名女警,指着阿德尔斯坦请她给他拿杯茶,还说他工作很辛苦,看起来都脱水了。随后,他把阿德尔斯坦留在自己的办公桌旁,让他拿着茶,自己则下楼去找副队长谈话。阿德尔斯坦怀疑藤可能是在提醒副队长留意他的打听,但他将此说成一种可能,而非自己确知的事实。小小的体贴与可能发出的警告并存——藤即使善待记者,也没有因此放下戒心。
后来的一次会面改变了双方的条件。藤让阿德尔斯坦等一会儿,二十分钟后回来,告诉他第二天中午到道场训练馆见面。他答应回答阿德尔斯坦想了解的所有扒手案情况,但坚持要记者事先准备好问题,因为他只会这么做一次。因此,这一提议既是突破,也是一条界限。藤给予他接触信息的机会,却没有承诺建立持续的消息来源关系,也没有答应无限期合作。
性格与叙事作用
藤后来告诉阿德尔斯坦,自己当了八年刑警,从未给记者提供过独家消息。他说阿德尔斯坦很古怪——起初他觉得阿德尔斯坦什么也不懂,如今却觉得他也许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过连袜子都配不成一双。阿德尔斯坦承认这番批评。两人的对话展现了藤冷峻而善于观察的一面,使他先前那种不可撼动的官员形象变得更为复杂,却没有抹去他的直率。
他坚持这次是第一次,也将是最后一次提供独家消息,因此这份人情始终是例外。他还要求阿德尔斯坦不要告诉任何人是他提供了消息,并问记者,如果别人问起消息来源,他打算怎么回答。叙述以这个问题结束,没有交代这一段经历中将如何掩饰消息来源。藤的重要性在于这种谨慎设限的立场转变——这名坚持只有调查结束后才能公布信息的刑警,选择让一名记者优先接触消息,同时将保密也列为交换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