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有权惩罚，也有权奖赏！”

“百姓有权惩罚，也有权奖赏！”是《农民》中对集体权威的宣告——村庄的审判权并非通过正式机构表达，而是通过共同体行动展现出来。雅格娜遭到村民围殴时，这句话被说了出来，使惩罚听起来像是百姓共同享有的权利；它的力量，恰恰来自这种自信的主张与其所纵容的暴力之间的距离。

雅格娜遭逐时的表达

这句话伴随着村民对雅格娜的袭击；这个被共同体视为外人的女人，正遭到驱逐，而共同体认为自己的判断本身就足以成为依据。惩罚与奖赏这两个并列的动词，把村庄描绘成裁判者和恩惠施予者。然而，在这一场景中，所宣称的权威并非抽象原则，而是通过针对一名已成为共同体替罪羊的女性施加集体暴力来实现的。

周围的叙述将这一行为与利普采传统而教条的社会秩序联系起来。仪式性的排斥巩固了被接纳为自己人者与外人之间的界线，而雅格娜遭受石击，正是这种排斥最鲜明的例子。因此，这一表达不只是描述民众的权力；它还赋予这种权力一种道德话语，使共同体的惩罚听起来仿佛获得了正当授权，即使场景本身揭示了其强制性后果。

安特克与异议的限度

安特克的回答使这句话的含义更加鲜明。他曾是反叛者，也是雅格娜的情人；此时他说自己住在村里，站在村庄一边；在他看来，村民是把雅格娜逐出去，还是把她放上祭坛，都没有区别。他的回应既没有为她辩护，也没有审慎地赞同任何一种结果。相反，它表明他已不再试图改变共同体决定。

这种冷漠与村庄的权威话语格格不入。人群看似坚信自己的行动正当，但安特克的立场表明，集体审判一旦形成，真正反对它的空间便所剩无几。这一事件将百姓所宣称的惩罚权，与主人公们意识到自己难以改变社会秩序、也难以超越这一秩序联系起来。

村庄作为政治意义上的“人民”

这一表达也呼应了小说提出的更广泛问题——谁有资格成为波兰政治共同体的一员。《农民》背后的历史论述描述了如何在曾遭受农奴制的人们中建立民族认同，并强调，若不在农民中培育民族意识，就无法想象一个强大而自由的波兰。在这一背景下，村庄自称“人民”具有政治上的可能性；但雅格娜遭逐的场景表明，集体权威也可能被转而用来管控内部成员资格，而非推动更广泛的公民团结。

小说把这一问题置于一个公共领域受限、土地日益减少、经济竞争激烈且畏惧外部世界的村庄之中。这些压力有助于解释共同体归属为何如此有力，却不能使惩罚变得正当。这一表达的张力恰恰在于——共同体以人民的名义发声，行使权威时却采取排斥的方式。

森林积怨与相互竞争的主张

在别处，集体积怨则以另一种方式表达。面对农民和雇工，一名发言者称他们都是诚实的波兰人，都曾遭受不公——庄园正在砍伐他们的森林，拒绝雇用他们，还一再把他们逼向破产。他回忆说，申诉和诉讼都未能带来补救，随后将伐木说成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这番话把森林冲突说成一项共同的物质与政治诉求，其根基是森林使用权、工作机会和寻求补救的权利遭到剥夺。

这种对照阐明了惩罚与奖赏这一表达所关涉的问题。共同体的集体声音可以指出共同遭受的伤害并要求得到承认，但也可以声称有权支配一个弱势个体。村庄的政治判断也并非始终一致——在后来的一场争执中，有人指责罗霍偏袒贵族、煽动人们反对官员，这番话遭到喝止，但提出指控的农民仍不肯退让。这些时刻共同呈现出一种强大却备受争议的集体权威——它并非单一而稳定的声音，也绝不自动意味着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