砍木头难免木屑飞溅
利莫诺夫“砍木头难免木屑飞溅”是一句谚语,用来把伤亡视为实现更大目标不可避免的代价。本书追溯了这句话的政治力量如何从布尔什维克为集体化、饥荒和大清洗辩护,延续到市场转型时期——所宣称的未来变了,但为了它必须牺牲一些人的逻辑依然存在。它反复显现的意义,在于随之而来的质疑——那些被当作木屑的人不再沉默,而彼此竞争的政治阵营则争夺谁可以代表他们发声、他们的苦难意味着什么。
新改革继承的谚语
叙述者回忆说,布尔什维克曾用这句谚语为集体化、饥荒和大清洗辩护,也用它支持“人民本身就是人民的敌人”这种说法。这句谚语把暴力说成做事时一种实际的后果——木头是为了某个目的而砍,木屑只是附带产生的东西。与它意思相近的俗语“煎蛋总得打碎几个鸡蛋”,也让同一套逻辑显得理所当然,使人们的注意力从受害者身上移开,转而关注那个据说非要让他们受害不可的事业。
自由市场取代无产阶级专政,成为光明未来的愿景后,同一句谚语仍被叶利钦时期休克疗法改革的操盘者,以及离权力足够近、因而能够从中获益的人奉为圭臬。政治承诺变了,但“必要的破坏”这一意象没有改变。这段叙述最鲜明的区分在于——那些自认为是被打碎的鸡蛋的人,如今不再害怕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并开始公开发声。因此,这句谚语并没有终结争论;它反而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旧有的辩护如今又成了可以质疑的对象。
承担代价的民众
本书从不同社会群体身上呈现了这种抗议。莫斯科的示威者中,有沦落到乞讨的退休人员、领不到薪水的士兵、因帝国解体而愤怒的民族主义者、怀念人人贫穷却平等年代的共产党人,以及因失去一段易于理解的历史而茫然失措的人。他们并不认同同一套纲领。他们聚在一起,反而显示出新秩序的代价如何把怀有不同不满的人带到同一个公共空间。
只要身在莫斯科,爱德华·利莫诺夫就会参加示威活动。《День》报的读者认出他,向他道贺、亲吻他,并祝福他,称有他在,俄罗斯就不会迷失方向。维克托·阿尔克斯尼斯邀请他登上讲台后,他谴责那些所谓的民主派是投机者,背叛了他们父辈在伟大卫国战争中流下的鲜血。他说,所谓民主的一年里,人们遭受的苦难超过了共产主义统治七十年间的苦难,并敦促他们为内战做好准备。人群在他每说完一句话后都报以掌声。这一幕颠倒了这句谚语通常强调的重点——爱德华没有要求受伤害的人为了一个承诺中的未来接受损失,而是把他们的苦难变成对那些自称要带来未来之人的控诉。
彼此竞争的正当性主张
莫斯科白宫对峙期间,这句谚语所处的政治世界变得更加混乱,而非更加明朗。数千名爱国者聚集在一栋此前象征着鲍里斯·叶利钦及民主派胜利的大楼外。人群中有些人是法西斯分子,却把自己说成宪法秩序的捍卫者,并指责民主派正以民主之名准备实行独裁。反叛议会宣布罢免叶利钦、推举亚历山大·鲁茨科伊为总统,并占领大楼,声称自己代表人民的意愿行事。本书并未把双方视为可以互换的阵营——它展示了各派如何都能借用民众受苦和宪法正当性的语言,尽管它们的历史和目标仍彼此冲突。
爱德华加入占领行动,整夜穿梭于各场会议之间;支持者们讨论、喊叫、饮酒、撰写公报并组建新政府。凌晨三点,他见到了鲁茨科伊,称他为“总统同志”,并询问军队会站在哪一边。将军似乎因西方各国政府支持叶利钦而动摇时,爱德华辩称,西方想让俄罗斯屈膝,而议会正在抵抗独裁。他坚称,决定性的较量就在白宫内部,并询问他们有没有武器。从政治辩论转向武器问题,让这句谚语所涉及的利害变得切实可见——人们在一场危机中谈论必要的牺牲,而暴力已不再只是遥远的比喻。
谚语在政治记忆中的余响
扎哈尔·普里列平的小说《桑卡》对政治语言提出了另一种考验。在小说里,一位教师发现国家布尔什维克党报《利蒙卡》、它的名称、旗帜和口号令人不安,但仍愿意把它们看成刻意挑衅。他认为激进分子的种种举动——在火车上涂写标记、把旗帜展开在难以抵达的纪念碑上,以及朝州长扔西红柿——虽然幼稚,却也需要勇气,因为在西欧可能只会招致罚款的扰乱行为,在俄罗斯却可能让人入狱。这位教师警告说,谈论祖国、帝国伟业和神圣事业可能惹来麻烦;相比之下,他更希望过普通的生活,希望出现追求安逸、想躲避历史骤变的中产阶级。主人公想要的则是超越这种前景的东西。这一幕没有重复那句谚语,却使它潜藏的问题更加尖锐——什么时候,扰乱秩序会被说成必要的代价?这种说法又会在什么时候变成替下一场伤害开脱的手段?
共产党选举势力的回升,让这个问题再次变得切实可感。叶利钦宣布该党非法五年后,民调显示,因民主、市场及其伴随的不公而愤怒的人已准备好投票支持该党。根纳季·久加诺夫的竞选主张较少着眼于恢复无产阶级专政,更多强调反腐败、民族自豪感和俄罗斯东正教;他承诺富人会变得不那么富,穷人会变得不那么穷。与此同时,寡头有理由担心共产党获胜,因为这可能会推翻他们通过“贷款换股份”安排获得的利益;按照该安排,他们向国家提供贷款,便可取得对大型天然气和石油资产的权益。民众的损失与权势者可能获得的利益在此并非无关紧要的细节——它们揭示了“破坏不可避免”这种说法所掩盖的利益分配。
本书后来又将这场政治记忆之争与弗拉基米尔·普京对苏联往事的辩护并置。普京承认,共产主义时期发生过可怕的事情,但反对把共产主义等同于纳粹主义,并强调它的恢宏、英雄气概、美感,以及它与童年记忆的联系。这番诉求打动了那些不愿把父母和祖父母的信仰、牺牲及生活世界贬得一文不值的人。与这种诉求相对照,这句谚语的历史仍悬而未决——它曾被用来为那些以未来之名造成伤害的人辩护,而记得这些伤害的人仍在质疑,伤害是否真的只不过是进步所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