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八世与阿拉贡的凯瑟琳成婚

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与阿拉贡的凯瑟琳于1509年6月11日在王室产期与政务所在的格林威治宫举行婚礼，这使阿拉贡的凯瑟琳从一名受人供养的寡妇成为英格兰女王。她步入婚姻时相信自己是在执行亚瑟的命令，而这桩婚姻的王朝目的、尚未解决的财务问题及其存疑的教会法依据，使它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仪式本身。

背景与利害关系

这场婚姻之前，阿拉贡的凯瑟琳以威尔士亲王亚瑟遗孀的身份留在英格兰，等待与亚瑟的弟弟亨利的婚约落实为婚礼。这项联盟原本旨在巩固英格兰与西班牙的关系，但金钱问题屡次成为障碍。英格兰国王亨利七世对嫁妆争端感到愤怒——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与阿拉贡国王费迪南德二世只送来了部分承诺的钱款，并将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家用银器与珍宝视为抵偿余款。在威尔士边区的卢德洛城堡，金制餐具被日常使用，每一道不经意的刮痕都可能降低它作为现金替代品的价值。

阿拉贡的凯瑟琳在经济上的依赖已变得切身而迫切。她回忆说，自己曾翻找礼服的衬里，卖掉珠宝和部分餐具来购买食物、满足家中所需；她无法支付仆人的薪水，同时还要他们忍受饥饿。这场婚姻将结束她多年的等待，但围绕嫁妆的义务以及她作为威尔士亲王亚瑟遗孀的身份，使这段等待既是一场生存斗争，也是一场外交僵局。

这桩拟议中的婚姻还引出了亲属关系婚姻禁阻的问题——亨利是阿拉贡的凯瑟琳已故丈夫的弟弟。有人提出这一异议时，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大使德·普埃布拉博士承认问题确实存在，她也表示会寻求教宗特许。他证实她与威尔士亲王亚瑟的婚姻未曾圆房，但也提醒她仍需取得特许，而且她的父母可能拒绝为此奔走。因此，这桩婚姻不仅取决于当事人的决定，也有赖于教会许可和西班牙君主的配合。

格林威治宫的婚礼仪式

阿拉贡的凯瑟琳害怕再次说出自己已对威尔士亲王亚瑟说过的婚誓。尽管如此，她仍努力不去想起他，并将这场新婚姻视为威尔士亲王亚瑟命令她履行之事。与她的第一场婚礼相比，两者截然不同——他们没有在圣保罗大教堂举行盛大的仪式，而是在格林威治宫内的守规会方济各会士教堂成婚，现场只有三名证人和寥寥数人。

没有奢华的宴席、音乐、舞蹈，也没有阿拉贡的凯瑟琳所惧怕的公开入寝仪式。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与阿拉贡的凯瑟琳在宫廷面前安静用餐，随后一同退席；宫廷众人为他们祝酒，然后任由他们离开。仪式的克制既符合一位对婚誓心怀焦虑的新娘，也与一位被描述为腼腆的国王相称；仪式规模之小，也显出这场婚礼与她同威尔士亲王亚瑟成婚时盛大公开的庆典相去甚远。

玛格丽特·博福特夫人冷着脸出席，但她对阿拉贡的凯瑟琳的控制已不复从前。阿拉贡的凯瑟琳礼貌待她，并在离开时向她行屈膝礼；她相信，无论玛格丽特·博福特夫人作何想法，这场婚礼都已无法阻止。事后，阿拉贡的凯瑟琳的侍女们默默替她更衣。她们的命运和她一样，都系于有关威尔士亲王亚瑟婚姻的欺瞒之上——叙述指出，如果有人问起，她们有理由否认威尔士亲王亚瑟的存在。

婚姻、法律与政治脆弱性

这场婚礼并未解决围绕阿拉贡的凯瑟琳早年婚姻积累起来的种种疑问。后来，婚姻法庭传召她以英格兰女王的身份出庭时，这桩婚姻在法律上的脆弱性成为核心问题。她没有缺席，而是走进大厅，直面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她的辩护依据是——在成为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的妻子之前，她曾是威尔士亲王亚瑟的妻子与情人；她也相信，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不会公开否认自己早已知晓的事实。在后来那场对峙中，婚礼原本试图搁置的亲密往事，成了法律与王权的问题。

这一事件由此将个人悲痛与公共策略交织在一起。阿拉贡的凯瑟琳因婚誓令她想起威尔士亲王亚瑟而心生恐惧，却仍然继续，因为她相信自己是在尊重他的愿望。亲属关系婚姻禁阻的教会法问题，以及关于婚姻是否圆房的争议，使这桩婚姻不只是一段新的家庭关系或私人纽带——它的合法性因此暴露于未来的挑战之中。

后果与意义

这场婚姻结束了阿拉贡的凯瑟琳长久的悬而未决状态，并确立了她的王后身份，但并未让她的政治处境变得轻松或稳固。叙述将她多年的等待与匮乏同她后来行使的权力联系起来——成为王后后，她与英格兰战事与边防枢密院商议政务，致力于使王国更加统一，并协助规划法律管辖范围、海岸防御、军队集结与海军实力。叙述所呈现的治国能力并非她在婚礼上突然展现出来的本领，而是她在王室教育中养成、又在遭人忽视多年的岁月里磨炼出来的能力。

因此，这场规模不大的仪式具有双重意义。它标志着阿拉贡的凯瑟琳终于抵达她自幼受培养要担当的位置，同时也保留了先前那段婚姻带来的创伤与法律疑云。在格林威治举行的婚礼誓言使她登上王位；后来，誓言背后的争议历史又成了她必须据以捍卫王后身份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