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克兰默获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既被呈现为一场耗资不菲的教会仪式，也是司法管辖权的决定性转移——新任大主教将在本土审理亨利八世的婚姻案，而王室仍需教皇诏书才能让他就职。这一矛盾体现了当时的政治逻辑。英格兰尚未与罗马彻底决裂，但让国王意志在王国境内生效的机制，已经开始建立。

任命及其直接目的

托马斯·克兰默结束在国外的外交服务，回国担任亨利八世为他安排的职位。在搬入兰贝斯宫之前不久，他与托马斯·克伦威尔在坎农街共进晚餐，讨论国王的婚姻以及新任大主教即将承担的法律事务。克伦威尔说，安妮·博林已经怀有身孕；克兰默回答说，既然这桩婚姻合法，上帝或许会赐福于它，降下继承人。对孩子的期待使这项任命立即关系到王朝传承，但克兰默的职位也有直接的法律用途——复活节之后，国王一方的案件将不得上诉至教皇，坎特伯雷自身的法庭可以对此作出裁决。

因此，克兰默的任命不仅仅是一项荣誉。它把亨利的婚姻案裁决交给英格兰的司法管辖机构，使国王一方的诉讼无需等待罗马的裁决即可继续。克伦威尔明白，此事酝酿已久；大主教的擢升，为一场深陷教皇权威纠葛的争端提供了本土审理的法庭。

教皇诏书、王室财政与合法性的代价

安排任命时，这一转变尚未完成。由于英格兰与梵蒂冈的分离尚未彻底，王室没有教皇的任命诏书，就不能让新任大主教就职。获派罗马的英格兰使节获准承诺一切必要条件，以取得教宗克雷芒七世的同意。亨利抱怨任命诏书和就职仪式耗资高昂，同时坚持仪式必须妥善举行，不得省略或扣下任何环节。

克伦威尔回答说，若此事由他负责，这将是国王最后一笔送往罗马的钱。克兰默自己没有钱可以出资，因此克伦威尔代表王室向富有的热那亚人萨尔瓦戈借入所需款项。为说服萨尔瓦戈放款，他送去一幅自己知道对方垂涎已久的版画——一名青年手持一本心形的书，站在一扇空窗之下。这幅图有实际的融资用途，而这笔贷款也帮助促成了任命。新的权威既通过教会程序建立，也依靠王室的信用支撑。

克兰默的工作与婚姻案

这项任命使克兰默成为国王法律论证的核心人物。他参加威斯敏斯特的委员会，并替亨利撰文指出，即使亚瑟与凯瑟琳的婚姻未圆房，缔婚的意图也构成姻亲关系；他还主张，两人希望生育子女的意图与案件有关。委员会成员设想可能发生过圆房的种种情形，以支持彼此相争的主张，同时不把亨利或凯瑟琳说成骗子。叙述强调，这些抽象法律推理掩盖了身体所受的羞辱——克兰默正式称凯瑟琳为最尊贵的王后，与委员会对她私生活的猜测形成鲜明对照。

凯瑟琳拒绝承认克兰默是合法的法官。在安普特希尔，她告诉克伦威尔，自己不会出席邓斯特布尔法庭，因为她的案件仍在罗马审理。她称克兰默为异端，而克伦威尔则劝她不要堵死所有和解的可能。她的拒绝清楚表明，任命可以在新秩序中设立一个职位，却无法使前王后承认其管辖权。争端不仅在于婚姻是否有效，也在于究竟由哪个法庭、哪一种宗教权威作出裁决。

公共权威与未竟的脱离罗马

尤斯塔斯·查普伊质疑克兰默的结论时，亨利称他为“我的大主教”，强调这项任命既是教会事实，也是王权主张。亨利拒绝使用“特许豁免”一词，并坚称教皇不能使乱伦合法。他把谋求缔结新婚姻说成自己为国家确保一名儿子的责任；他的论证将婚姻争端转化为王朝存续与国家治理的问题。

克伦威尔与国王讨论帕多瓦的马西利奥时，这项任命更广泛的宪制意义得以明确。克伦威尔主张，基督并未赋予教皇或神父统治、立法或征税的权利；世俗治理属于君主，而君主的王权经由议会而来。亨利倾听了这番讨论，话题也从婚姻管辖权延伸至教会财产和政治权力。由此可见，克兰默的任命属于一项更广泛的努力，旨在使英格兰王室而非罗马成为英格兰事务的最终权威。任命在形式上仍依赖教皇诏书，暴露了决裂尚未完成；其预定职能是裁决国王的案件，则显示了决裂正在朝哪个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