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觉性精神病

虚数

让-保罗·萨特对幻觉性精神病的分析认为,它源于意识组织的紊乱,而不是意象与知觉之间简单的混淆。幻觉对象在其构成上仍是非现实的,但个人综合、注意、记忆和行为的变化会使它显得独立而真实。萨特的论述追溯了这种经验从边缘性的开端,发展为可能逐渐组织患者生活的幻觉系统的过程。

现象学前提

萨特首先区分对意象的描述与对意象本质的解释。一个人形成皮埃尔的意象时,意识的对象是皮埃尔,而不是心灵内部包含的一幅小肖像。反思会引入进一步的活动——注意力从对象转向对象被给予的方式,使人能够判断自己所把握的是一个意象。萨特认为,这种反思性的确认是确定无疑的,而关于意象内在本质的理论仍只是或然的假说。

这种方法对精神病的讨论十分重要,因为“意象”一词既可以指一种意识活动,也可以指该活动的对象。因此,萨特反对把幻觉视为一幅从内部投射到外部的图像。意象化意识的对象本来就处于意识之外,不过它占据的是自身的非现实空间,而非被知觉之物所共有的空间。他认为,意象是作为非现实者而构成的,意识的自发性也与对这一活动的非设定性意识不可分割。因此,核心问题并非一个内在对象如何获得外部位置,而是患者如何会相信一个经由意象化活动给予的对象是真实的。

萨特对实验性内省的讨论,进一步说明意象化活动如何从思想中产生。施维特收集的报告描述了一种没有确定形式的开端,以及两个尽管没有空间特征、却被把握为彼此不同的对象。即便这些状态几乎没有提供直观内容,人们仍确认它们是意象。萨特认为,知识在进入意象的形成过程时就可能发生改变,早于完整意象的出现。这一区分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指向意象的意向可以先于其对象的构成;但它本身并不能解释精神病。

从边缘性的自发活动到幻觉

萨特将意识边缘处转瞬即逝的现象与真正的幻觉区分开来。他讲述了自己给自己施用麦司卡林后的一次短暂经历——当他转头望向附近房间传来的歌声时,看见三朵平行的小云。他试图把握它们时,它们便消失了。他把这一经历描述为一种侧向的自发活动,隐秘而无法与完整、清晰的视觉意识相容,并不等同于发展成熟的幻觉系统。

在萨特所谓的影响基础的早期阶段,患者可能感到某种幻象是强加于自己的,同时仍能在其产生过程中认出自身的创造活动。意象保留着非现实性质,也可能打断思路,但患者尚未完全失去这样的感觉——幻象是经由这种活动中介而来的。萨特将这些经历描述为对人格的有限改变,以及边缘性自发活动的释放;有时它们与高度集中注意力有关。

在更彻底的幻觉中,发生的变化是个人综合的解体。萨特描述说,意识仍可能保持足够的统一,以产生矛盾,却失去通常将思想结合为个人整体的集中性、主题性组织。按照他的论述,零散而令人困窘的思想会让位于弥散、退化的参与式联系。随着这种组织衰退,知觉变得昏暗而模糊,主体与客体也一同从有组织的注意场域中消失。

由此产生的幻觉形成局部而荒谬的系统,无法成为持续集中注意力的主题。人们可以观察知觉,并从一定距离考察思想;但这些系统无法以这种方式被把握。隐秘性是其结构的一部分——它们是听见却没有倾听的话语,或看见却没有凝视的面孔。患者对低语声或通过电话传来的声音所作的描述,体现了这种难以捉摸的性质。幻觉并非只是含混的内容,而是一种抗拒被纳入稳定反思焦点的显现。

个人综合、注意与行为

萨特将幻觉与患者整体态度的变化联系起来,而不一定将其归因于患者无法认出体验的物理来源。患有言语运动性幻觉的患者可能知道言语是从自己的口中说出的,声音也没有改变,却体验到说话仿佛属于别人。他将这一论述扩展到听觉、视觉和心理性幻觉——患者或许无法以一种疏离的方式领会其内容,却会经历自身体验态度的转变。准观察原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种经验是被现实化地经历,而非被平静地检视。

幻觉的出现也可能涉及预期。萨特提出,患者有时能够预料发作发生的时间,而这种预期可能促成幻觉的出现。他将这一特征与强迫观念状态相比较——在这两种状态中,意识都会被吸引到一个它能够产生的对象上。然而,在幻觉中,决定性的进一步变化是个人综合的解体。这是萨特提出的区分,并非声称两种状态完全相同。

他也探讨了对日常任务的注意如何中断或延缓幻觉活动。雅内观察到,患者在医生面前很少出现视觉幻觉;有些患者可以通过喃喃自语并专注于自己所说的话,推迟威胁性的声音。在杜马对战争创伤后谵妄的论述中,士兵克里韦利似乎会留意房间,但房间外观的变化并未改变谵妄。杜马教授在他身旁近处喊话,让他擦鼻子时,克里韦利短暂地停了下来并照做。萨特将这些观察视为证据,说明知觉与谵妄可能交替出现,而非其空间必然融合为一个连续场景。

现实、记忆与幻觉性精神病

在萨特看来,患者事后把幻觉定位在卧室或其他现实场所,并不能证明该事件最初是在通常的知觉空间中经历的。他认为,位置可能是在发作之后才被赋予的——世界重新显现后,一个人可能会说刚才看到的幻象就发生在这里。此外,心理性幻觉可能作为绝对存在显现,不具有空间或时间特征。因此,定位问题次于更一般的问题——一个非现实对象如何会被相信为真实。

萨特坚持认为,意象构成性的非现实性设定不能被疾病简单抹去。意象通过自发意识形成,而这种自发性若被摧毁,对它的意识也会随之消失。然而,患者的即时记忆未必会保留一个明确判断,认定幻象是非现实的。萨特提出,被记住的对象可能具有中性特征——它表面上的独立性和不可预测性类似于现实对象的特征,而它反复无常、神秘莫测的性质则仍与自发性有关。赋予显现以现实性力量的,可能是患者的整体行为,而不只是即时记忆。

这一区分使萨特能够将孤立的幻觉与影响性精神病的发展区分开来。过度劳累或酒精中毒的人可能出现幻觉,但其即时记忆仍会认出那是幻觉。与此相反,在影响性精神病中会发生一种结晶过程——患者反思幻觉、对其作出解释,并据此组织自己的生活。萨特描述说,幻象和声音通过逐步适应与参与而充满情感材料,而非受到直接控制。它们与患者行为之间的相互调适,产生了他所谓的幻觉性行为。

作为一个仍被认作想象世界的例子,萨特讲述了玛丽·B对一次危机的描述——她当时说自己是西班牙女王,但在更深的层面上知道这并非事实。她将这种状态比作孩子玩洋娃娃,强调沉浸其中与意识到其非现实性可以同时存在。萨特将这种情况与更难解释的幻觉案例加以对照;在后者中,意象、患者的信念与周遭世界之间的关系,无法简单解释为把意象误认作知觉。这一论述的核心强调的是个人综合逐步衰弱,以及后续的解释和行为如何将幻觉稳定为一种亲身经历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