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娜·布兰德施泰特

伊拉娜·布兰德施泰特的书信使她成为小说家庭冲突的分裂核心——她是米歇尔·索莫的妻子、博阿兹·布兰德施泰特的母亲、雅法特的母亲，也是亚历山大·吉迪恩的前妻；吉迪恩的病情又让她重新回到他的生活中。她回到吉迪恩童年的家，并未促成简单的重聚。相反，她试图同时维系数种彼此冲突的关系，在愤怒、照料、渴望之间徘徊，并逐渐感到米歇尔或许再也不会回到她身边。

身份与背景

亚历山大在写给米歇尔的信中讲述了他与伊拉娜的过往——他们于1959年9月结婚。他说，比起他，伊拉娜更主动选择了这桩婚姻；她怀孕后决定生下博阿兹，而亚历山大从一开始就告诉她，自己并不适合做父亲。他形容两人的共同生活令她愈发痛苦，并说自己性格软弱，拖延了分居。他们于1968年9月分开；他称离婚过程充满恶意，自己的行为则受到仇恨与报复心支配。此后，他离开以色列，并断绝了联系。

伊拉娜后来与米歇尔结婚，这段婚姻呈现出的家庭生活，在她的信中既有日常关怀，也有冲突。在一封深夜写给亚历山大的信里，她描述自己叫醒米歇尔看新闻、弯腰替他解开鞋带，再扶他上床。她回忆米歇尔对伊扎克·拉宾的政治抱怨，也提到他深信她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并对此满怀爱意。米歇尔睡着后，她读起亚历山大的信。她把家庭生活中的温情，和自己整天藏在手提包里的通信所带来的情感冲击并置起来。

书信、愤怒与重新联系

伊拉娜的通信并非中立的陈述，而是她试图处理距离、提出质问并寻求回应的方式。在写给曼弗雷德·扎凯姆的便条中，她告诉他自己不会再与他见面，并坚持要求亚历山大直接邮寄信件给她。她厌恶扎凯姆，并认为他暗示的、与亚历山大遗产有关的交易是最后的决裂。她还说，扎凯姆见证过她早年的不幸，却始终不理解她；亚历山大、米歇尔，也许还有博阿兹，都比他更了解她。因此，她拒绝经由扎凯姆往来，既出于实际考虑，也出于个人情感——她拒绝这个中间人，并表明在了解家庭遭遇的事情上，他始终是个局外人。

在后来写给亚历山大的信中，伊拉娜再次反对通过扎凯姆收到他的消息。她嘲讽亚历山大拖延婚礼的计划，也讥笑他曾经似乎具备的那些品质，但当她描述读到他的话时，信里的尖刻语气逐渐缓和。他文字中的意象与论述令她心绪不宁，她不得不停下来，把信藏起，过一会儿再继续读。她回想夜幕笼罩耶路撒冷时的周遭景象——家中一片安静，远处传来隐约声响——并把这一幕与她从亚历山大的叙述中感受到的情感寒意相对照。她以刻意保留的不确定性结束这封信——她说自己不会重演早先的自杀未遂，并叫他等待，却没有透露接下来会做什么。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信中施加的压力，并非对后续发展作出明确交代。

在谈及启程前往齐赫龙雅科夫时，伊拉娜把自己描绘成已经放下报复，并希望重新亲近亚历山大。她想象自己像妻子和伴侣那样照料他，也回忆起他伏案埋头工作时的专注，以及两人共同通信、试图解读人生的往事。在另一封清晨写下的信中，她还重新诠释了苦难的意义——她告诉亚历山大，幸福仍有可能，并把苦难描述为通往幸福的一条艰难道路，而不是幸福的反面。这些恳求流露出希望，却不能证明她和亚历山大已经恢复传统的婚姻关系。

齐赫龙雅科夫与分裂的家庭

1976年8月9日，伊拉娜从芝加哥写信给亚历山大，讲述自己动身前往海法，打算探望他那位住在卡梅尔山疗养院里的父亲；但到了哈代拉，她改变了行程，改搭巴士前往齐赫龙雅科夫。她不知道博阿兹会如何迎接她，也不知道如果他拒绝见她，自己该说些什么。到了那处房产，她发现老宅已经破败——铁门被锁链拴住，杂草和蓟草从碎石间长出，屋顶已经坍塌，三角梅则从屋内生长出来。面对这所既是儿子住所、又是她与亚历山大重新联系之地的房子，她起初迟疑不决。

米歇尔在巴黎期间，伊拉娜带着雅法特前往齐赫龙雅科夫。在一则简短留言中，她告诉米歇尔自己不得不离开，说她会试着守安息日、遵守犹太洁食戒律，并请他不要提前结束旅程。她还转达博阿兹亲切的问候，并叫米歇尔不要担心。这则留言语气缓和，与决定本身的重大程度形成对照——她带着年幼的女儿去和博阿兹住在那栋废弃建筑里，而且暂时没有回到丈夫身边。

扎凯姆对家人反应的叙述，将这次搬迁描述为一桩公开丑闻。他说，米歇尔从巴黎回来后，发现伊拉娜和雅法特正与博阿兹住在一起，而亚历山大也在不久前抵达。据扎凯姆所说，米歇尔和他的亲属都震惊不已；一群人前往那栋房子与伊拉娜交谈，但她拒绝见他们。扎凯姆接着描述了一项计划——米歇尔将正式投诉伊拉娜未经他同意便带走雅法特。这是扎凯姆对这场争端的说法，并非伊拉娜自己的描述；它表明，她的决定如何卷入家族名誉和监护权冲突。

亚历山大在自己的信中回应了米歇尔的猜疑。他说，伊拉娜选择暂时留下照料自己，直到他接受医院治疗，之后她会回到米歇尔身边。他也透露自己患有晚期肾癌，做过两次手术后癌症已扩散至腹部；他回到以色列，是因为生命已接近尽头。他表示，自己没有要求伊拉娜留下，但也没有理由把她赶走；他还称，他们目前的关系已不属于传统的夫妻模式。他的说法为伊拉娜留在此处提供了实际原因——他的病情和她的照料——却没有消除两人之间的情感过往，而正是这段过往令米歇尔不信任眼前的情形。

照料与屋中生活

在齐赫龙雅科夫的房产里，伊拉娜开始参与博阿兹公社的日常生活，而不再只是来访者。她描述博阿兹裹着羊皮披风，坐着缝制袋子，其他成员则聚在厨房的炉火旁。给米歇尔写信前，她削土豆、搅拌黄油，还用大蒜和欧芹腌制小黄瓜。她穿着借来的、绣有花纹的贝都因服饰，头戴格子头巾，和其他人一样赤着脚。她所做的都是具体而平常的事情——帮助维持一个共享的家庭生活，尽管这栋房子大部分地方仍然荒废。

她的叙述也借由想象中的家庭日常，让米歇尔继续留在心中。她从自己和雅法特最初住过的房间写信，想象米歇尔照料女儿——给她洗澡、穿衣，帮她制作模型飞机，再哄她上床。种种家庭细节使分离更加鲜明——伊拉娜不在他们身边，也不知道米歇尔是否把雅法特交给了亲戚，或是已经开始新的生活。她称他残忍又可怜，随后承认，沉默使她无法知道他在做什么。她的信让自己离开的家庭生活变得鲜活，却没有假装她仍能参与其中。

亚历山大的病情恶化后，伊拉娜搬进他的房间，在夜里照料他。他惊醒时会惊慌地喃喃下达指示；她从他床脚的床垫上起身，给他喝草药饮品、服药，并握着他的手，直到他再次入睡。早晨，她替他刮胡子、梳理所剩无几的头发、帮他穿衣、系鞋带，并喂他吃软食。这些反复的举动使她在实际生活中成为照护者；与此同时，她向米歇尔提出的问题表明，她仍觉得自己要对他有所交代，也仍希望他理解或原谅自己。照顾亚历山大并没有解决她与米歇尔的婚姻问题，反而加深了责任、依恋与愧疚之间的冲突。

冲突、渴望与未解的结局

伊拉娜的照料并非始终温柔。亚历山大未经她允许便走到阳台上淋雨后，她说自己失去控制，打了他，随后又躺到他身边，亲吻他、抚摸他，直到他打起瞌睡。她把他的微笑，以及他关于雨水有助于农田的说法，视为一个令人不安的对照——他身体虚弱，而她满怀愤怒。这一幕展现了保护欲、挫败感与亲密交织而成的易变关系。它并未使她的行为无害；相反，它表明两人共同生活的强烈情感如何令照料转为冲突，随后又骤然回到温情。

与此同时，伊拉娜的信仍不断转向米歇尔。她渴望他在身边，询问他是否会来齐赫龙雅科夫，并把雅法特带来。她描述修复后的鱼池，如今里面养着鲤鱼；还有一座喷泉，面对雨水只会滴滴答答。这些细节伴随着她对这个地方安静而宜人的坚持，但她也说，不抱希望米歇尔会读她的信。她料想他一认出她的笔迹就会把信撕毁。因此，结尾呈现的不是和解，而是等待和预期中的拒绝——伊拉娜仍留在屋里陪伴并照料亚历山大，同时继续向与自己分居的丈夫发出恳求。

叙事作用与意义

伊拉娜的故事主要通过信件、便条和留言展开，因此读者是经由她向他人发出的言语来认识她的。她可以嘲讽亚历山大、恳求他、质问扎凯姆、安抚米歇尔，也可以想象一种自己无法参与的家庭生活。这些不同的自我呈现并未彼此抵消；它们之间的矛盾正是她困境的实质。这些信件也限制了读者所能了解的内容。扎凯姆的叙述将她的离开描述为有损名誉的行为和监护权危机，亚历山大的信则把她留下解释为暂时照料病人。伊拉娜自己的通信揭示了那些说法遗漏的情感过往和日常劳作。

她前往齐赫龙雅科夫，使小说中分裂的关系汇聚在同一所房子里——博阿兹和雅法特在那里，亚历山大病重，而米歇尔则是一个缺席的收信人，她仍希望他会回来。伊拉娜并非简单地在不同家庭之间择一而从。她努力维系对亚历山大的照料、与孩子们的联系，以及获得米歇尔原谅的可能性，尽管离开的后果正令他们愈发疏远。结尾并未解决她的努力会有何结果——她仍留在屋里，继续写信，但米歇尔是否回应、他们的婚姻最终如何，都没有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