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阿兹·布兰德施泰特

博阿兹·布兰德施泰特也被称为波阿兹·吉迪恩和波阿兹·布兰德施泰特，是一名寻求摆脱冲突重重的家庭、实现独立的儿子。亚历山大·吉迪恩在一封信中认真看待他的愿望，提出切实可行的选择，而不是坚持要他回到预先安排好的生活。后来的一次会面中，博阿兹讲述了自己早年暴力行为背后的童年痛苦，并说明自己已经改变了行事方式。他从家庭动荡走向工作，并在以色列选择自己的生活，这使他的独立既具有个人层面，也具有政治层面。

身份与背景

往来信件保留了不止一种博阿兹的姓名形式。一封信的收件地址写着博阿兹·布兰德施泰特，由基里亚特阿尔巴的舒尔瓦斯一家代收；另一封则写着波阿兹·吉迪恩（布兰德施泰特），同样由舒尔瓦斯一家代收。后来的一封信将邮件寄往齐赫龙雅科夫南区的吉迪恩家族旧宅。这些细节表明，他处于不同的家庭与居住环境之中，但他的身份并未明确归属于单一姓氏——布兰德施泰特和吉迪恩这两个姓氏都与他有关。

这些信件也记录了一段将独立问题公开摆上台面的关系。博阿兹曾给亚历山大·吉迪恩写过一封简短的信，吉迪恩在回信中承认，博阿兹想要独立生活，不想被人指点该如何过活。吉迪恩坦言，自己曾经也渴望同样的自由，却没有力量去追求。这样的承认使他的提议不只是实际安排——他认可了自己从往昔经历中理解的愿望，尽管他并未完全摆脱家人彼此支配的模式。

两种生活的选择

在一封落款为1976年7月23日、从芝加哥寄出的信中，亚历山大·吉迪恩为博阿兹提出两种可能的未来。若选择美国，吉迪恩会替他买机票、安排住处并为他找工作，工作可能与光学有关。之后，博阿兹可以学习自己感兴趣的科目。他可以选择用工资偿还费用，也可以暂缓偿还；吉迪恩还提醒他，起初会遇到语言困难，并开玩笑说，在美国博阿兹就没有亲戚在警察部门了。这项提议既提供援助，也明确表示由博阿兹自己作决定。

另一种选择是在以色列——一栋位于齐赫龙雅科夫附近、空置已久且状况不佳的大房子。吉迪恩提议博阿兹逐步修缮房屋，并提供合理的月薪及建筑材料费用。那里也有从事农业的空间，房产离海不远。博阿兹可以邀请其他人同住，但首要条件是他可以自由决定自己想做什么。这项提议将经济支持与工作联系起来，同时把修缮房屋视为实现自主生活的一种可能，而不是要求他回到家人的控制之下。

两种选择之间的对比十分务实。美国提供工作、可能的学习机会和新环境，但语言会构成障碍。以色列的房产提供体力劳动和共同生活的可能，但一开始是一栋需要修缮的废弃建筑。无论哪种选择，吉迪恩都承诺提供物质支持；无论哪种选择，决定权都留给博阿兹。这与其他地方所描述的亲子冲突形成了明显变化——在这里，父亲的帮助被视为促成独立的手段。

家庭冲突与行为转变

伊拉娜·布兰德施泰特探望博阿兹时，他的回应克制而直接。他认出了她，把她介绍给在场的两名年轻女子，并问她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当她不太确定地解释自己的来意时，博阿兹没有全盘接受她的说法，而是告诉她，自己知道她和吉迪恩之间的往事。他回忆说，童年时的痛苦源自父母的争吵和冲突。小时候，他以为父母的矛盾是由自己造成的。他还把母亲多次企图自杀、以及她与吉迪恩的朋友来往，联系到自己过去攻击他人的冲动。这段讲述为那些行为提供了家庭背景，但并没有因此将其说成无害或不可避免。

博阿兹描述了自己如今奉行的行为准则。他说，过去会把怒气发泄到别人身上，现在则反对殴打他人，除非对方先动手；即便如此，他也表示自己的反应会有所节制。他说，工作和从容度日是自己看重的事，同时也关心自己和自己的国家。这并不意味着家庭旧事已经得到解决。相反，博阿兹将自己童年时那个对无法理解的处境作出反应的孩子，与如今试图约束自身行为的成年人区分开来。

政治立场与叙事作用

博阿兹对以色列的关心，与他拒绝以色列反复发生的暴力密不可分。他反对战争、争吵、杀戮和爆炸，认为这些取代了普通生活；与此同时，他也表明自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这种并置使政治承诺与追求和平之间不再是简单的对立——按照博阿兹自己的说法，他属于这个国家，却也谴责人们在冲突中经历的暴力。他所表达的工作和安静生活的意愿，与他眼中周而复始的破坏循环形成对照。

他的收信地址记录和与伊拉娜的会面，将独立落实在具体事情上——他可以在哪里收信、可能做什么工作、能否选择同伴，以及将如何面对旧日的家庭创伤。博阿兹既不是单纯依靠吉迪恩的钱得到拯救的人，也没有被描绘成已经摆脱过去的人。那些提议把决定权留给他，而他自己的讲述则为改变提供了衡量标准——他能够说出过去的行为受到什么影响，也能够说明自己如今打算遵守哪些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