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索莫

米歇尔·索莫是伊拉娜·布兰德施泰特的丈夫，也是波阿兹·布兰德施泰特的父亲般的人物，但小说并未以单一、固定的形象呈现他，而是通过书信和他人的叙述，展现他行为上的变化。他会斥责波阿兹·布兰德施泰特疏于研读妥拉，同时称赞他诚实工作；会给他钱，并说待他如亲生儿子；后来又面对婚姻破裂，以及失去与女儿朝夕相处的生活。他的故事围绕宗教与家庭权威之间的紧张，以及在它们破裂后依然留存的关怀展开。

身份与家庭角色

一份与米歇尔有关的文件上，写有位于耶鲁沙莱姆的艾萨克帐篷宗教州立高中地址。现有材料能够确认他与该机构有关联，但没有说明他在校内担任何种职务。他与波阿兹·布兰德施泰特的通信显示，两人的关系中，权威与感情并存，却并不融洽。米歇尔以亲近而责备的口吻称呼这个年轻人，以宗教标准评判他的行为，并坚持认为自己给予他的支持早已超出应尽之责。然而，他也明确表示，自己的责备源于对他的疼爱；后来还告诉波阿兹·布兰德施泰特，他待他如亲生儿子一般亲。

米歇尔在实际事务上的参与不止于训诫。在一封信中，他称赞波阿兹·布兰德施泰特在光学部门工作，靠正当劳动挣钱，参与重建这片土地，并每周两晚自愿担任夜间守卫。他认为这些都是真正的成就，同时也谴责波阿兹·布兰德施泰特学业懈怠、书写糟糕。这种对照体现了米歇尔衡量进步的标准——劳动与贡献固然重要，但在他看来，不能取代对妥拉的研习。

纪律、金钱与公共生活的变化

波阿兹·布兰德施泰特考虑离开基里亚特阿尔巴时，米歇尔的严厉态度尤为尖锐。他反驳说自己并未违背年轻人的意愿强留他，提醒他已经行过犹太男孩成年礼，不再受米歇尔管束，并警告他不要回来求助。然而，同一封信中，米歇尔又说波阿兹·布兰德施泰特筹到的钱属于他的母亲、波阿兹·布兰德施泰特和雅法特。因此，他拒绝进一步资助，并非单纯声称家中没有资源，而是在斥责对方认为自己理应得到资助，也在强调资助应以何种条件给予。

伊拉娜·布兰德施泰特的叙述记录了米歇尔家庭生活与公共生活中的另一番变化。他把他们的公寓连同尚未完工的扩建部分卖给一位表亲，并签约在修复后的耶路撒冷旧城犹太区购置新居。他重新加入国家宗教党，并订阅《国土报》。每天早晨，他都前往一间伊拉娜不明其业务内容的新公司，直到深夜才回来。他换上熟悉的淡蓝色夏季西装，不再穿惯常的运动服；他们过去在星期六晚上到阳台消磨时光、与雅法特打枕头仗的日子也不复存在。现在，宗教派土地商会在安息日之后登门，米歇尔与他们长谈。这些变化不仅体现了新的工作作息，也表明家庭相处时间与社交圈子都已重新安排。

承压的婚姻与争夺雅法特

关于米歇尔与伊拉娜·布兰德施泰特分居的叙述，来自不同的通信者，应视为各自立场下的说法，而非一份中立统一的报告。一封写给珍妮娜的信称，米歇尔从巴黎回来后，发现伊拉娜带着雅法特住到了波阿兹·布兰德施泰特那里；他们所在之处，是齐赫龙雅科夫旧宅与比尼亚米纳之间一幢废弃建筑。信中还说，伊拉娜的第一任丈夫亚历山大·A·吉迪恩也在不久前抵达那里。米歇尔被描述为震惊而蒙羞；他和几位同伴前去与伊拉娜交谈、但遭她拒见后，家人便讨论是否要正式投诉她把雅法特带离家中。

另一封信中，米歇尔以一个因女儿离去而悲痛的父亲身份写信。亲戚和熟人前来向他致哀，他把自己的家比作有人停着遗体的屋子。他坚持要求雅法特在星期日早晨前回来，援引布斯基拉拉比的裁决，并警告说，若她不被送回，他可能会采取绝望的行动。与此同时，这封信也揭示了他的要求与羞辱感和不确定性有多么纠缠——他称自己是服丧者，却又说自己无法为伊拉娜撕裂衣服，因为心中仍存疑虑。他急切要求女儿回来，但这也与他认为自己在婚姻中受到的伤害交织在一起。

亚历山大·A·吉迪恩的回信驳斥了米歇尔的猜疑。他说，伊拉娜选择暂时留在他身边，在他接受放射治疗前照料他，并敦促米歇尔等她回来时善待她。这番解释重新诠释了看似三角纠葛的局面——亚历山大·A·吉迪恩病情严重，而伊拉娜出现在他身边，是为了照料他，并非证明她有外遇。这些通信由此将米歇尔的痛苦与他尚未知晓的信息并置，同时并未抹去真实存在的分居，也未否定他害怕失去雅法特的心情。

道歉、和解与再次分离

得知亚历山大·A·吉迪恩病情严重到何种程度后，米歇尔的回应出现了显著转变。他为先前信中的严厉辱骂道歉，解释自己当时极度悲痛，并不知道亚历山大·A·吉迪恩病重垂危。敬畏日临近时，米歇尔提议让伊拉娜·布兰德施泰特和雅法特回家，邀请亚历山大·A·吉迪恩住进家中，也说波阿兹·布兰德施泰特应该一同前来照料父亲。他敦促亚历山大·A·吉迪恩到耶路撒冷哈达萨医院接受治疗，并通过一位与该院肿瘤科有关联的亲戚安排特别照顾。这个曾要求女儿回来、并威胁要采取绝望行动的人，如今向自己曾经指责过的人敞开家门，并动员各方提供实际帮助。

这场和解并未解决婚姻问题。伊拉娜后来回忆说，犹太新年前夕，米歇尔派他的妹夫阿尔芒开着标致卡车去把雅法特接到他那里。他通过布斯基拉拉比通知伊拉娜，自己已经启动离婚诉讼，并且她已被定为悖逆之妻。他还在筹措贷款，以偿还他所谓的她那笔不洁的钱。拉埃尔和约阿什劝伊拉娜聘请律师，主张自己有权知道雅法特发生了什么事，也有权见她；拉埃尔甚至主动提出去找米歇尔，商谈和解。这些后续发展表明，米歇尔此前发出邀请后，双方再次走向分离与法律冲突。在同一段叙述中，亚历山大·A·吉迪恩请曼弗雷德·扎凯姆再向米歇尔转账两万美元；伊拉娜说，尽管米歇尔反对这笔钱的来源，他还是收下了支票。

人物塑造与叙事意义

米歇尔的人物形象通过语气与处境的变化逐步呈现。他写给波阿兹·布兰德施泰特的信，让人觉得关怀以自律、宗教学习和自力更生为条件；他后来的信则把关怀视为实际责任，体现为提供住处和安排癌症治疗。他对伊拉娜离去的回应，同样在受伤的权威感与试图让家庭重新团聚于一处之间摇摆。这些立场并未汇成一次简单的转变——即使向亚历山大·A·吉迪恩提供了款待，米歇尔仍继续推动离婚，并要求对方偿还他认为来源不洁的钱。

以书信为主的呈现方式，使这些矛盾更具力量。读者通过米歇尔本人的训诫与道歉、伊拉娜对家庭生活变化的叙述，以及传到其他通信者那里的消息来认识他。每份文件都有其视角局限，因此他的动机与家庭争端以片段的方式浮现，而非通过全知叙述展现。始终不变的是，他极其重视家庭义务。这种信念有时会变成强迫，正如他要求雅法特回来、控制经济资助的方式；有时也会化为慷慨，正如他的道歉与提供庇护。因而，米歇尔的故事并非一场彻底和解，而是反复争执关怀、权威与家庭成员身份究竟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