蕾切尔·戈德施密德

蕾切尔·戈德施密德是阿尔贝特·戈德施密德的母亲。卡尔·默克与阿萨德登门询问阿尔贝特的情况时，她成为家中主要的发言人。她为女儿辩护，反对对女儿性经历的猜测，但也不会在她认为无从确定之处妄称确定。她还向调查人员提供了明信片和画作——这些不起眼的物件将备受争议的案件与阿尔贝特在案件之外的生活联系起来。

身份与家庭环境

蕾切尔在阿勒勒家中的红漆平房里接待调查人员。木门、白桦树、女贞树篱和丹麦国旗令房子显得井然有序；然而，屋内的谈话围绕着一场家人至今仍未以相同方式释怀的丧失展开。她的丈夫伊莱·戈德施密德不愿开口，她告诉来访者，他们会由她来谈。因此，她在这场谈话中的作用并非无关紧要——她承担起回答问题的责任，同时还要面对丈夫的悲痛与分歧。

蕾切尔描述阿尔贝特时，夫妇二人的犹太信仰至关重要。她称这个家很普通，并说女儿在信仰中是个好女儿。她坚称他们不能把阿尔贝特往坏处想，这既是忠诚的表态，也划定了调查所应遵循的界限。蕾切尔并不否认阿尔贝特很漂亮，也不否认她有追求者；她反对由这些事实跳到对女儿品行的评判。

围绕哈伯萨特调查工作的冲突

蕾切尔回忆说，博恩霍尔姆刑事调查组，继而是克里斯蒂安·哈伯萨特，都曾追查阿尔贝特的相关信息。哈伯萨特暗示阿尔贝特有过性生活后，调查变得令人痛苦。伊莱起初说，哈伯萨特称他们的女儿是娼妓，但蕾切尔纠正了他——哈伯萨特并没有用那个词。她也承认，他或许是出于对阿尔贝特的关切才如此行事，甚至认为他可能是为了这个案子才自杀。由此可见，她的说法不同于伊莱的愤怒，但并未因此替调查人员的行为开脱。

争议的核心在于，阿尔贝特是否为处女这一点究竟能否查明。蕾切尔说，哈伯萨特坚持认为她的女儿不是处女，而她则认为没人能够证实这一点——阿尔贝特练过很多体操，因此，这一说法赖以成立的身体状况推断并不可靠。蕾切尔无法当众说出“处女膜”一词。她的迟疑让话题带来的羞辱感具体可感，也说明了她为何认为哈伯萨特的盘问是侵犯隐私，而不只是例行程序。

蕾切尔说，在家人看来，哈伯萨特说了些可怕又粗俗的话，所以他们不再与他交谈。她承认，调查此类可能性属于他的警察工作，却反对他追查这些问题的方式。他还背着家人盘问阿尔贝特的朋友和亲属，却毫无进展。按蕾切尔的说法，这场调查因此遭遇了两种不同的失败——既没有找到有用信息，也损害了家人合作的意愿。

明信片、画作与记忆中的阿尔贝特

卡尔问阿尔贝特离家四周多期间是否给家里写信时，蕾切尔回忆说，家人收到了几张明信片。明信片上是当地景点，阿尔贝特简短写了学校以及学生们在做什么。蕾切尔提出把明信片拿给他们看，先征求伊莱的同意。他的沉默并未阻止她分享这些东西，却也让他戒备的态度与她愿意通过女儿留下的物件追忆她的心情之间的张力依然存在。

蕾切尔还告诉调查人员，阿尔贝特歌唱得很好，也会画画。她从扫帚橱里取出一个装着画作和明信片的盒子，橱内的纸板箱堆得摇摇欲坠。阿尔贝特的房间已整理成供亲属留宿的客房，而她的物品仍存放在那里；最上面的盒子里装着画作和明信片。蕾切尔跪下来打开盒子，卡尔与阿萨德也在她身边跪下。这个场景让谈话从争辩转为查验——调查人员与母亲一同细看阿尔贝特创作和寄出的物件。

蕾切尔拿出一些曾挂在阿尔贝特墙上的作品，说女儿与一般女孩不同。这些作品并未解决有关阿尔贝特私生活的争议问题，也不是用来证明这一点的证据。相反，它们为调查人员呈现了阿尔贝特的兴趣和才能，而这些在性方面的猜测已将其掩盖。

叙事作用

蕾切尔的证词将两种调查工作中容易混淆的认知区分开来——关于阿尔贝特能够证实的事实，以及她父母认为符合自己所认识的女儿的情况。她既没有提供决定性的新线索，也没有把哈伯萨特的结论当作事实接受。她坚持保留不确定性，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在她看来，不能仅凭对身体的推断回答有关处女身份的问题。

这一场景也展现了蕾切尔在家庭哀悼中的独特位置。伊莱语带怨恨，又不愿开口；与他形成对比的是，蕾切尔努力纠正他的说法，补充自己对哈伯萨特的评价，并拿出阿尔贝特的纪念物。她说话时双手焦躁不安，围在脖子上的围巾似乎令她窒息；叙述呈现了她承受的压力，却没有把她写成一个掌握了她并不具备的确凿答案的人。蕾切尔打开盒子，将众人的注意力从关于性名誉的争执转向明信片、画作、歌声与校园生活；正是这些事物，让家人记忆中的阿尔贝特作为一个真实的人重新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