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万与西穆尔丹的养父师徒关系及政治分歧
悲惨世界高万与西穆尔丹的关系将家庭纽带与一场关于革命应如何对待人的冲突结合在一起。西穆尔丹是高万的养父和导师,但在地牢中,二人的亲近并未使他们的政治理想趋于一致。相反,这种亲近赋予了他们的分歧独特的力量——他们并非在争论抽象问题的陌生人,而是师生二人在直面各自希望建立的社会。
身份与历史背景
在《九十三年》中,维克多·雨果将二人的关系置于旺代起义者与革命者之间的内战背景下;从小说自身的历史视角来看,这场冲突的政治和思想后果仍在持续发挥作用。三位主要人物体现了这段历史中的对立立场——朗德纳克侯爵领导旺代起义,高万投身人民的事业,而西穆尔丹则代表革命的强硬立场。因此,高万与西穆尔丹将小说中的政治冲突带入一段由收养和教导塑造的私人关系之中。
他们的角色不可互换。西穆尔丹既是革命强硬派,也是抚养并教育高万的人;高万既是他的学生,也是拒绝其导师所接受的政治未来的共和理想主义者。文本并未将二者的身份混为一谈。他们的分歧之所以重要,恰恰是因为高万提出的另一种选择,直接来自他与一个兼具家庭、教育和政治权威的人之间的对峙。
两种相互竞争的乌托邦
面对西穆尔丹的不妥协,高万将二人的差异描述为两种乌托邦之间的抉择。西穆尔丹的理想以军营为中心;高万的理想则以学校为中心。前者设想人是士兵,后者设想人是公民。前者追求可怕的人物形象,后者追求深思熟虑的人。高万的对比使这场争论不再只是政策之争——它将强制纪律与教育、军事服从与审慎的公民生活对立起来。
随着高万从制度谈到共和国本身的性质,政治象征也愈加鲜明。他将剑之共和国与自己希望建立的思想之共和国相对立。这种对比并不意味着拒绝革命事业——高万以共和主义者的身份发言,但他反对西穆尔丹的严酷立场所代表的手段和理想中的人性形象。小说的叙述将这种理想主义呈现为接近雨果本人立场的观点。因此,养父与学生之间的分歧,成为小说展现一场关于革命与共和国的更广泛争论的一种方式。
地牢中的交谈
这场争论发生在地牢里。西穆尔丹低头看着铺地石,问高万眼下想要什么;高万的回答大意是,他想要现实本身。这段交谈将他们各自设想的未来与眼前的现实并置。高万刚刚阐述了教育和深思熟虑的公民身份这一理想,却没有因现实的压力而放弃它。这个简短的回答将理想与处境同时保留,并未假装人们所期望的共和国已经存在。
西穆尔丹对革命风暴的解释,为他们的分歧增添了另一层含义。他认为,风暴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它摧毁一棵遭雷击的橡树,或许能净化整片森林;即使破坏不加区分,它也会席卷并清除文明的瘟疫。高万回答说,风暴并不能决定人应当如何行动。他说,无论事态如何发展,他都有自己的罗盘和良知。西穆尔丹以革命风暴席卷一切的历史效果解释革命暴力;高万则坚持认为,身处其中的个人仍须以自己的道德方向为准。
这段关系的意义
父子与师生的纽带,使他们的政治对立既是信念的考验,也是对权威的考验。西穆尔丹曾是塑造高万的导师,但学生关于学校、公民和思考者的言辞,提出了不同于西穆尔丹所代表的军事纪律的另一种塑造方式。因此,他们的分歧部分取决于教导和传承应当造就什么——服从革命的必然要求,还是由判断力引导的公民。
高万在交谈结尾补充说,总有一个人必须被允许行动。文本并未继续说出这个人的身份,因此所指仍然开放;但它明确表明,高万坚持认为,良知和行动能力不能简单地被纳入事态发展的逻辑之中。这段关系的重要意义,在于革命必然性与个人道德责任之间悬而未决的张力。它使小说中的政治辩论呈现出亲密的形式,同时仍清晰展现两人彼此对立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