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恶对立的暧昧与纠缠
撒旦诗篇善恶对立的暧昧与纠缠,是小说描写启示、道德选择与身份时反复出现的张力。吉布里尔·法里什塔渴望在神圣旨意与魔鬼对抗之间划出清晰界线,但那些看似能够带来明确答案的超自然遭遇,反而使各种力量的来源与性质变得不确定。善与恶并非稳定、独立的力量,而是吉布里尔试图强加于一个由共同的行动力、不稳定的幻象和纠缠的自我构成的世界之上的类别。
拒绝简单二分的上帝
当吉布里尔在阿利卢亚·科恩家中见到上帝时,这一问题变得明朗。显现者并非抽象的存在,而是一个外表平常的男人;它自称奥帕瓦拉,也就是“楼上那位”。吉布里尔立即追问,它会不会其实是尼恰瓦拉,也就是“楼下那位”。他的问题试图检验,能否根据神圣与魔鬼各自的作用来区分二者,但对方的回答拒绝对此作出定论。显现者说,奥帕与尼恰之间的关系,既不能归结为对立面的合一,也不能归结为绝对的分离。
这种不确定性伴随着服从的要求。显现者声称,启示是通过吉布里尔的梦境传达给他的,斥责他抗拒启示,并坚持说他还有事要做。它展现力量并要求顺服,却不能证明其本性在道德上简单明了。相反,这一场景让吉布里尔面对一个宣称拥有神圣权威、却拒绝解释其权威所依据条件的存在。这次遭遇发生在他与阿利卢亚争吵之后——吉布里尔愤然离去,原以为她会把他追回来,但她转身走开。他开始对显现者说话时,她才表明自己爱他,于是个人情感与神圣命令同时悬而未决。
作为敌手、也可能是使者的雷卡·默钱特
雷卡·默钱特进一步加深了这种不确定性。在一次幻象中,吉布里尔想象自己是一位大天使,正向一个失去形体的灵魂伸出援手。事情并未按他的预期发展;待他的幻象消散,灵魂已经不见,雷卡却现身了。她嘲弄他自称天使的权威,并质疑他对神明的确信。她的出现与其说证实了他的身份,不如说是在挑战这一身份。
雷卡的论述从吉布里尔个人的妄想转向宗教观念的历史。她援引阿摩司提出的问题——若没有主的参与,城中会发生邪恶吗?她又提到第二以赛亚将光明与黑暗的创造都归于上帝。接着,她指出,“沙伊坦”一词后来才开始指称一个存在,而非上帝的一种属性。这番论述让神圣的善与独立的恶之间那种僵硬的区分显得是历史建构的结果,而非不证自明的事实。
吉布里尔意识到,这个博学的雷卡与他所认识的女人并不相同。他考虑她会不会是自己内在的同谋兼敌手,是由罪疚感催生的内心恶魔,或是由曾在阿利卢亚家中显现的那个暧昧力量派来的外部使者。他无法判断自己的知识究竟源于某些自己曾经知晓、后来忘却的事物,还是由那股力量植入。雷卡可能是投射出来的幻象、神圣的对手,也可能是奉命使他恢复完整的代理者;幻象并未在这些解释中作出选择。她的重要性在于让这些可能性持续并存。
怀疑、失败与对确信的诉求
吉布里尔的怀疑并未随着神圣显现而终止。他坐在一座小公园里,质疑自己的天使表演失败时究竟该由谁负责——演员、使者,还是其背后的力量。他思索人类的违抗与天使堕落之间的差异;在他看来,后者涉及的是力量与惩罚,而不是道德选择。这些思考提出一种可能——神圣权威惧怕异议,并以强力迫使人顺服。吉布里尔随后意识到,这些想法与易卜劣厮有关,也担心如果继续怀疑,自己就无法恢复昔日的力量。
经验与诠释之间的张力十分重要——他的怀疑伴随着他一次次无法说服别人相信自己是天使。他遭到孩子们嘲笑,雷卡似乎也在讥讽他的失败。叙事没有判断他失败的原因究竟是力量并不存在、力量减弱,还是受到阻碍,而是展现他试图在既有的宗教框架内解释这些失败。他推想,如果神明因他的信仰动摇而惩罚他,那么他就必须坚持下去,直到自己得到净化。怀疑并非单纯抽象的神学问题;它与他的身份感和行动能力紧密相连。
试图恢复道德二元对立
当吉布里尔想象自己身处伦敦上空时,他把自己重新塑造成一位改造者,要重塑这座城市。他认为敌手与自己相连;自从他们坠落人间,彼此的身体便一直纠缠在一起。这种联结的意象威胁到他所渴望的截然对立——敌手既是他者,又是不可分割的对应者。吉布里尔拒绝接受这一含义,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明确答案;他坚持认为,沙伊坦并非堕落天使,而是犯下僭越之举的吉恩精灵——这是他对《古兰经》的解读。他将黑暗归于易卜劣厮,将光明归于自己,以善恶分明的对立取代纠缠的关系。
他修正后的解读也回应了先前关于神力与道德选择的疑虑。吉布里尔推想,《古兰经》并未把伊甸园中被禁止的树称为善恶知识树,而是称为不死树。既然沙伊坦是骗子,吉布里尔便推断,被禁止的果实其实来自一棵死亡之树。这种重新诠释使他得以驳斥上帝曾向最初的人类隐瞒道德知识的想法。它为诱惑与过错提供了更明确的解释,却并未消除那些使这种安慰显得必要的疑虑。
意义
相互竞争的解释始终保留在叙事之中,并未汇成单一说法。雷卡以历史为依据的质疑、显现者拒绝界定自己与对立面之间的关系,以及吉布里尔不稳定的幻象,都抵制着将神圣与魔鬼的行动力截然分开的观念。因此,他重新诉诸简单的光明与黑暗二分,是一个影响深远的选择,而非稳妥的发现——这种区分为他的行动提供了话语,却没有抹去先前那些纠缠不清的迹象。暧昧与确信之间的冲突也超越了神学范畴。吉布里尔的敌手被描绘成与他紧密相连,而吉布里尔本人也难以分辨真正来自外部的命令,还是可能出自自身的想法。小说将划分善恶的愿望本身纳入戏剧冲突,揭示了这种愿望的力量及其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