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登·H·梅特
死亡博士埃尔登·H·梅特是公众所称的“死亡医生”,他协助他人结束生命的工作,使人们对他褒贬不一,有人谴责,也有人哀悼。他遭谋杀,使这种分歧变得具体可见——人们发现他被捆绑在与其工作相关的Humanitron协助死亡装置上。机器笨拙的构造与人们赋予它的道德分量形成对照,而关于梅特行医经历的已知信息又存在空白;这使他既处于谋杀调查的中心,也卷入一场争论——谁有权界定苦难与死亡。
身份与医学背景
梅特出生于圣迭戈,遇害相关记述发生时,他已六十三岁。他从医之路并不寻常——他在圣迭戈州立大学获得化学学位,曾在一家石油公司担任化学家,四十岁时进入瓜达拉哈拉的医学院。完成在奥克兰一家医院的实习后,他于四十六岁时成为持牌全科医生。这段经历显示,他在中年有意转换职业,但现有传记资料并未说明促使他这样做的原因。
他的资历与工作经历,使人们难以将他简单视为一名按常规执业的医生。梅特没有接受专科培训。新闻报道中提及的工作,都是美国西南部各地卫生部门的公务员职位;他在那里负责监督免疫接种计划并处理行政事务。记述中没有迹象表明他曾在这些工作中为患者治病。因此,正式医学资历与围绕他协助他人死亡而形成的公众身份之间,存在鲜明落差——他的职业生涯使他进入医学领域,但报道所载的工作经历几乎不能证明他从事过普通的患者照护。
一份在相关调查发生二十七年前于圣迭戈签发的结婚证,记载梅特与吉耶尔玛·萨尔西多·梅特结为夫妻。这份文件确认了他个人经历中的重要一环,却无法单独说明他去世时两人的关系状况。与他遭谋杀后整理出的简略传记一样,这份文件提供了具体记录,却让记录背后的私人生活大多仍然无从得知。
Humanitron协助死亡装置与公众声誉
梅特给自己的机器取了名字——Humanitron协助死亡装置。它与他所称的、供踏上最后旅程之人安静通过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新闻报道则称他为单程旅行经纪人。这些说法将他的工作描述成一种服务,同时又把死亡设为目的地。公众最初的反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此前对他的判断。曾把他视为“死亡天使”的人,可以对他的遇害大肆嘲弄,尽情咀嚼其中的讽刺意味;曾认为他是“仁慈的化身”的人,则为他哀悼。因此,相同的报道事实可以印证截然相反的道德叙事。
Humanitron协助死亡装置本身,并不像其名声可能使人想象的那样精致先进。米洛·斯特吉斯向亚历克斯·德拉瓦尔形容它是临时拼凑出来的——螺丝型号不一,外观不稳,看起来像初中科学展上用零件拼装的作品。然而,这台机器确实能运作。这种反差是梅特公众形象的核心——一台看似粗劣而临时拼凑的装置,竟成了与重大死亡决定相连的工具。它的名字许诺了人道的通行方式;它的外观却没有提供与之相称的技术权威感或安心感。
乔安妮·多斯与诊断的局限
乔安妮·多斯患病的记述,为梅特在故事中的角色提供了具体背景,但也保留了她究竟患了什么病的不确定性。理查德·多斯描述,她的身体逐渐衰退,最初疲倦,随后出现关节疼痛、头痛、皮肤敏感,并日渐疏离家人和以往的活动。她不再参与社交生活,停止打网球和去健身房,最后大部分时间都卧床。不到一年间,她的体重从一百一十磅增加到二百一十磅,而食物仍是她少数继续主动寻求的事物之一。
他们进行了大量医学检查,却始终没有找到病因。理查德讲述了会诊和检查,包括计算机断层扫描、磁共振成像以及两次腰椎穿刺;后来整理的一份档案汇集了实验室报告和十五位医生的检查结果。血液和尿液检查、X光、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及其他检查,都未能查明病因。记录反复呈现的是阴性结果,而不是明确诊断。乔安妮在那段时期的一张照片,鲜明展示了她身体的变化,但照片和所报告的检查都无法证明她为何患病。
理查德认为乔安妮死于抑郁,并表示她曾打电话给一名医生,请他了结此事。他的说法是家属的解释,并非确凿的医学结论——大量检查未能发现病因,只能说明诊断存在不确定性,并不能证明乔安妮没有身体疾病。因此,梅特与她死亡之间的联系,处在一场解释冲突之中。她的苦难可以通过症状与不明确的的检查来描述,也可以通过理查德认为她已对生活失去兴趣的看法来理解,或者从她决定寻求协助死亡来阐释。现有细节并未使这些说法彼此等同,也未能确定梅特对她的病情了解多少。
谋杀与叙事意义
最初的公开报道只透露了有限的情况——梅特的厢式车停在穆赫兰大道一处偏僻路段,徒步者在天刚亮后不久发现了它,而梅特被绑在自己的装置上遇害。“死亡医生遭谋杀”这一消息,成为读者认识他的简短而尖锐的标题。亚历克斯·德拉瓦尔知道的情况比报纸披露的更多,因为米洛·斯特吉斯向他提供了细节;但早期的公开记录仍被旧照片、传记剪报以及关于协助死亡伦理的熟悉争论所主导。
梅特的死颠倒了他的公众身份似乎赋予他的角色。这个与安排他人离世有关的男人,变成了凶杀调查的受害者,他自己的装置也成了案发现场的一部分。这种逆转既没有揭示凶手是谁,也没有解决围绕其工作的伦理争议。相反,它迫使公共争论与私人罪案交织在同一处——梅特既是一位备受争议的医生,也是一台确实能够运作的装置的制造者或使用者,同时还是一名谋杀案受害者;他临终时的情形,更加深了围绕其一生的不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