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娜的怀孕
移民克里斯蒂娜怀孕成为尼尔松一家移民之旅中的一个关键处境,使他们决定移民所需付出的身体与家庭代价,在即将离乡之际凸显出来。这揭示了这趟由卡尔·奥斯卡选择并承担责任的旅程背后并不均等的风险——他可以筹划迁移,但克里斯蒂娜必须在怀孕、照料孩子并怀着失去孩子的记忆之际踏上旅程。
发现怀孕与决定离乡
怀孕最初是通过一连串熟悉的征兆被察觉的——克里斯蒂娜的月经迟迟未至,身体虚弱、食欲减退,最后开始呕吐。此前她已经经历过四次同样的过程。起初,她把身体不适归因于对旅程的忧虑;呕吐则让她明白自己再次怀孕。她还在哺乳最小的孩子,并曾听从伊德莫的贝尔塔的建议,以为哺乳可以避免再次受孕。如今这一想法落空了;甚至在告诉卡尔·奥斯卡之前,克里斯蒂娜就已明白自己确实再次怀孕。
她的反应既源于悲痛,也出于实际考虑。前一年,她有时会忍不住祈祷上帝不要再让她怀孕。这个念头最初是在她把只活了四年的安娜放进棺材之后出现的。克里斯蒂娜害怕生下孩子,却又眼看他们夭折。她认为这样的祈祷有罪,因此克制着没有祈求;如今怀孕又加深了她必须顺从上帝决定的感受。起初,她把消息藏在心里。
怀孕被发现的时机,使这件事与一家人的移民决定密不可分。卡尔·奥斯卡认为,他们不能继续留在科尔帕莫恩——辛劳四年之后,他们反而少了数百瑞典银币,往后几乎看不到出路,只能在农场留给他们的房间里渐渐老去,靠微薄的面包度日。相比之下,克里斯蒂娜不相信他对美国充满希望的描述。熟人中没有人去过那里,能证实书籍和报纸上的说法;他们既没有土地契约,也没有任何书面承诺保证那里有土地等着他们。怀孕并没有化解两人的分歧,反而加重了他们在毫无把握的情况下继续前行所要承担的风险。
告诉卡尔·奥斯卡并和解
启程前的最后一个晚上,克里斯蒂娜一边准备孩子们的衣物,一边赶做家中还有许多未完成的事情;她决定,卡尔·奥斯卡必须在他们上路之前知道此事。她告诉他自己又怀孕了,并向他保证自己没有弄错。他的第一反应是,这时候怀孕实在不凑巧。克里斯蒂娜把这话听成责怪,抗议说她不可能依照他的心意安排怀孕。他们的对话暴露出共同的家庭决定如何轻易掩盖不平等的负担——卡尔·奥斯卡承担了移民的责任,但最直接承受身体后果的是克里斯蒂娜。
卡尔·奥斯卡试图解释,他并非推卸责任或指责她。他的意思是,这趟旅程对她会更加艰难,而且他们抵达新家后不久,她可能就得分娩。他的担忧出于实际考虑,但并未立刻消除她的伤心。克里斯蒂娜坐在厨房桌旁哭泣;他无助地站在那里,随后把手放在她肩上,承认自己没有把话说好。她接受两人必须相互扶持,又回去赶办启程前急需完成的准备工作。
和解改变了怀孕的意义,却没有让它带来的要求消失。卡尔·奥斯卡很快接受了这个消息,称孩子会带来好运;他开玩笑说,船长会少收一位乘客的船费,因为他们的第四个孩子可以免费同行。这句话把焦虑之源变成了一点移民者的务实盘算;刚刚哭过的克里斯蒂娜也笑了。一家人启程时,两人已经坦然面对这次怀孕,但它带来的风险并未因此消除。
费用、船费与船上生活
迁移的实际限制,更凸显了这趟免费的航程所具有的意义。卡尔·奥斯卡卖掉科尔帕莫恩及其中的物品,并偿还抵押债务和其他欠款之后,手头约有1,200达勒。全家——三名成人和三个孩子——的船费共计675达勒。剩下的钱还必须用于在美国入境和继续前往一处未知目的地的旅费,以及建立农场所需的工具和牛群。尼尔斯和梅尔塔对买农场所需的钱几乎有一半要花在船费上感到沮丧。因此,在卡尔·奥斯卡看来,尚未出生的孩子既是一个新增的受扶养者,也是一名不收船费的乘客。
一家人登上双桅帆船查洛塔号;该船于1850年4月14日从卡尔斯港驶往纽约。船上载有78名移民和15名船员。货舱里用帆布隔板把已婚家庭与未婚男女分开,但这样的安排几乎没有留下多少空间。铺盖扬起尘土,舱内空气闷滞,物品挤满铺位,几乎没有地方可供行走。家庭舱里没有卡尔·奥斯卡的位置,因此他与罗伯特在未婚男子区共睡一张双人铺位。夫妻分隔对克里斯蒂娜和卡尔·奥斯卡而言并非小事;怀孕更使这种实际上的距离显得格外重要。克里斯蒂娜想着,既然自己已经怀孕,他们就不必担心再次受孕,但她仍遗憾两人不能睡在一起。
启程前,克里斯蒂娜对美国的担忧主要在于缺乏可靠信息和保证。到了海上,不确定性变得具体而迫切——一家人被困在拥挤的船上,前途取决于航程,也取决于船上乘客的健康。航程中的不适和疾病最终削弱了移民者的体力;克里斯蒂娜怀着身孕,也无法因此免受这些处境的影响。
疾病与抵达期间的怀孕
克里斯蒂娜在航程中病倒时,怀孕仍是她恐惧的一部分。她私下认为自己的病情很危险,担心自己会死在海上,留下卡尔·奥斯卡独自照料三个孩子,还有一个孩子即将出生。她认为自己患上的病叫坏血病,也称船病。货舱在她看来仿佛一座坟墓;而且她担心这趟航程已经使她离开了家中的安稳,因此恐惧更加强烈。叙述由此把怀孕置于健康与移民的整体危机之中,但并未把她的病归因于怀孕本身。
危险并非只落在克里斯蒂娜身上。英加-莱娜在数周的疾病后变得虚弱,期间出现昏厥、头晕、头痛和持续的肠道不适;她还因粪便中带血而忧虑。船上的艰苦处境也体现在侵扰克里斯蒂娜衣物的虱子上——她在衣缝中发现虱子,身上也布满叮咬的痕迹。这些状况表明,在拥挤的船上,照料、健康与生存都岌岌可危;也让人理解克里斯蒂娜为何担心自己必须在照料孩子、怀着另一个孩子的同时熬过航程。
查洛塔号抵达美洲时,移民者望见绿色的土地,体力和精神都重新振作。漫长的横渡、风暴、疾病与禁闭感已使他们心力交瘁,但映入眼帘的海岸带来慰藉,也重新唤起希望。对克里斯蒂娜而言,从决定离乡到航程中的种种不确定,这次怀孕始终伴随着一家人;抵达意味着新的开始,但现有叙述并未说艰难处境就此结束,也没有交代这次怀孕的结果。
意义
克里斯蒂娜的怀孕检验了移居的愿望与承受迁移代价的能力之间的差异。卡尔·奥斯卡离乡的理由源于债务、劳累不堪的劳动,以及科尔帕莫恩没有前途;克里斯蒂娜的犹豫则源于缺乏关于美国的可靠信息,也担心把全家托付给一个未知目的地会带来危险。怀孕使这些压力变得切身。移民不是一项抽象计划,也不是只需一次付清船费的行程——踏上旅途的是一位已经照料着孩子、为安娜哀伤,并且在横渡大海时可能身体脆弱的女性。
怀孕所起的作用也取决于对比与变化。起初,克里斯蒂娜隐瞒消息,害怕再次失去孩子;卡尔·奥斯卡先是担心时机不当,随后却把意料之外的乘客说成一桩带来好运的事。他们短暂的冲突没有催生新的移民计划,而是在启程前以重新团结和欢笑告终。然而在船上,孩子无需付费同行,并不能使一家人免受拥挤、分离或疾病之苦。因此,这次怀孕汇聚了小说中希望与脆弱处境之间的张力,成为贯穿始终的家庭境况——一家人正带着未来前往美国,但未来是否平安、能否带来回报,都没有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