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先生

奥斯曼先生是凯末尔·巴斯马吉的哥哥，也是一位丈夫、父亲和商人；他对家人的忠诚，与他对家族地位和商业成功的关切密不可分。他时而保护凯末尔，时而责备他，也与他竞争——父亲去世后，他对凯末尔表现出真切的温情，但同时也支持一家竞争企业，最终还告诫叙述者，不要发表可能令家族蒙羞的故事。他们的关系受到哀痛、疏远以及家族企业由谁掌管这场斗争的影响。

家庭中的位置与对外举止

奥斯曼先生出席了凯末尔的订婚庆祝会；他的妻子贝林劝这对年轻人早些生孩子，并把家庭生活说成不幸中的慰藉。奥斯曼先生加入交谈后，也成了这场喧闹社交聚会的一员，家族声誉在其中仿佛也公开接受审视。后来，贝林鲜明地将奥斯曼先生的责任感与凯末尔在自己订婚时的淘气举止作了对比。凯末尔坚持说兄弟俩很相像，还夸口说自己会变得比奥斯曼先生更加稳重；这番话预示了他的言辞与后来选择之间的距离。

奥斯曼先生对家庭责任的看法，也影响了他对菲颂的关心。看到凯末尔与她跳舞后，他说母亲先前冷待菲颂是错的，家里应该让菲颂知道他们关心她。他认为，先前围绕她参加选美比赛引起的争议应该被遗忘，好让她可以依靠他们。与此同时，他的关心明显带有保护性和家长式色彩——他觉得她的衣着过于暴露，担心她若没有嫁给合适的男人，美貌会给她招来坏名声，还提议凯南是合适的丈夫。因此，他对菲颂的接纳确实出于真心，但仍受当时关于女性名誉与婚姻的观念所框定。

凯末尔的危机与父亲之死

凯末尔解除婚约的事公开后，奥斯曼先生来到办公室，准备斥责他，并试图缓和西贝尔女士的情绪。然而，凯末尔越来越沉溺于对菲颂的感情，以及他留在梅尔哈梅特公寓的那些物件。在一次醉酒引发的商业危机中，他告诉凯南，图尔盖先生想让萨特萨特在没有他的情况下完成一份合同，公司别无选择，只能与图尔盖先生分道扬镳。凯南警告说，萨特萨特无法独自完成订单，失败可能招致巨额罚款，也会损害其他公司。凯末尔知道这个计划行不通，但他的判断力已让位于冲动；他仍打算说服奥斯曼先生，让他相信结束合作并非坏主意。这一事件揭示，私人生活的动荡开始损害兄弟俩共同继承的事业赖以维系的商业决策。

父亲去世后，兄弟俩之间的气氛短暂改变。奥斯曼先生开车前往法提赫酒店，把死讯告诉凯末尔。他没有责备凯末尔住在简陋的房间里，也没有责备他在那里堆积物件，而是温柔地拥抱了他，没有一句责难。凯末尔离开酒店，回到家中，与母亲一同哀悼。这份体恤并未化解兄弟俩的分歧，却展现了他们之间亲密的一面；而这一面很容易被后来关于工作与责任的争吵遮蔽。

家族企业与竞争事业

凯末尔解除婚约后，奥斯曼先生一再催促他不要再妨碍凯南，并参与新事业。晚餐时，他告诉凯末尔，他的所作所为已经令家族蒙受社交上的耻辱，不应再在公司里丢人；他还把失去布料生意归咎于凯末尔。母亲劝他们不要当着别人的面争吵，奥斯曼先生则坚持要凯末尔停止给凯南和新事业添麻烦。凯末尔接受了接管父亲的汽车和司机切廷先生这一条件，但奥斯曼先生的同意也有条件——凯末尔必须不再插手公司的争端。

兄弟俩在苏阿迪耶探望家人时，分歧仍在持续。晚餐后，他们坐在父亲过去常在树下休息的棕榈树旁，讨论生意，也讨论如何处理父亲的遗产。奥斯曼先生劝凯末尔加入图尔盖先生的事业，称赞提拔凯南的决定，并警告说，这或许是凯末尔改变主意的最后机会。他认为，凯末尔退出生意、疏远共同的朋友，是在逃避成功与幸福。凯末尔解释说，父亲去世以及与西贝尔女士解除婚约令他精疲力尽，他只想独自承受悲伤。奥斯曼先生把这种独处看作某种疯狂；凯末尔则怀疑，哥哥最终可能会利用别人对他能力的质疑，永久掌控公司。这段叙述没有解决兄弟俩的情感争执，也没有厘清双方的权力关系。

奥斯曼先生的商业立场在泰克亚伊公司成立后变得更加重要——这家公司由他与图尔盖先生创办，成为萨特萨特的竞争对手。泰克亚伊公司获得图尔盖先生几种关键产品的经销权，因此占据优势；图尔盖先生一家与奥斯曼先生一家也再次和好，一同前往乌鲁达、巴黎和伦敦旅行。凯南以高得多的薪水招揽萨特萨特的员工，其中包括凯末尔招来的年轻经理，以及两名因诚实勤勉而备受器重的资深员工。凯末尔抱怨奥斯曼先生竟与父亲创办的公司竞争，但母亲拒绝介入。凯末尔认为，是奥斯曼先生让母亲把他的私人习惯以及探访凯斯金一家看作他已无力经营公司的证据。

疏远、哀痛与家族声誉

凯末尔最终告诉扎伊姆先生，奥斯曼先生与图尔盖先生开办了新公司，把萨特萨特挤垮了；他说，自父亲去世后，奥斯曼先生眼里就只剩钱。他拒绝与扎伊姆先生联手和哥哥做生意，但也明确表示，如果扎伊姆先生选择这样做，他不会责怪对方。他的回应体现出家族生意上的冲突已经变成私人恩怨，但并未令其他人无法与兄弟俩进行商业往来。与此同时，奥斯曼先生仍不断催促凯末尔重新考虑；然而，凯末尔越来越沉浸于凯斯金一家的生活，加上悲痛缠身，使他不断远离公司，也远离哥哥的交际圈。

叙述者后来记下了关于萨特萨特遭遇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阿卜杜勒凯里姆先生曾是萨特萨特在开塞利的经销商，后来与泰克亚伊公司有所关联；他认为，凯末尔的爱情与蒙羞导致萨特萨特垮台。奥斯曼先生则提出了另一种说法——他请求叙述者不要写这个故事，并承认已故弟弟的疏忽使萨特萨特陷入破产，但同时强调，父亲的其他公司已成为土耳其出口热潮的推动力量。他担心这本书会引发心碎与流言，使巴斯马吉控股集团沦为笑柄，还会给欧洲人另一个看低这个国家的理由。他的反对并非只是拒绝承认失败，而是试图掌控家族历史将如何讲述，以及这种讲述可能造成多大的声誉损失。即使他反对这本书，贝林仍暗中送给叙述者一颗凯末尔童年时的弹珠；这件小小的纪念物悄然留存了奥斯曼先生想要保护的家族私密往事。

性格与叙事作用

奥斯曼先生既不只是冷酷的竞争者，也不单单是可靠的兄长。父亲去世时他表现出的温情，以及他早先希望菲颂能受到家人欢迎的心意，与他严厉的斥责、提拔凯南的决心，以及他愿意与图尔盖先生创办竞争企业的选择并存。小说展现了他如何把凯末尔的悲痛看作无能，也展现了凯末尔如何把奥斯曼先生的商业野心看作贪婪；兄弟俩都无法将商业判断与父亲之死，或对方的私人生活彻底分开。

在故事后来的框架中，奥斯曼先生关心的重点从管理凯末尔，转向处理凯末尔往事被记述后可能造成的后果。他以萨特萨特的倒闭和整个家族的声誉为由，劝叙述者不要发表。兄弟俩的冲突由此延伸到叙述行为本身——凯末尔的故事将成为公开的见证，而奥斯曼先生则试图控制它造成的伤害。因此，他的性格把小说对哀痛与依恋的私密描写，与持续以成功和地位衡量家族的社会及商业世界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