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时期

战后时期，科学团队合作与共享知识的传播迅速扩展，集体探究因而日益成为解决复杂问题的重要方式。本书将这一变化与一项更广泛的原则联系起来——当人们保有专业分工的空间，同时又能汇集各自所学时，分散的专业知识便能发挥更大力量。##科学合作的发展 科学是孤独天才的事业这一大众印象，与现代研究的实际组织方式之间的反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变得尤为鲜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合作相对少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十年间，情况开始改变；而战后，合作迅速普及。实验研究人员日益在大型团队中工作，拥有十位或二十位共同作者的论文也变得寻常。合作规模还可能大得多——1994年顶夸克的发现归功于450位物理学家。

这一转变反映了认知劳动分工。科学领域及其分支日益专业化，一个人已无法掌握所有必要知识，而复杂的实验设备也需要不同技能。合作使研究人员能够主动汇集不同类型的专业知识，而不只是依赖从书本中学到的内容，也让跨学科工作更可行。其结果不仅是信息储备扩大，更是集体具备了研究超出单个研究人员能力范围的问题的本领。##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与分散式发现 全球协力查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病因的行动，展现了这种集体能力可以具备怎样的速度与形式。2003年2月上旬，中国卫生部告知世界卫生组织，自2002年11月以来，广东省已有305人患上一种严重呼吸道疾病，其中5人死亡。河内和香港出现更多病例后，世界卫生组织发布全球警报，并启动监测系统。由于这种疾病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追踪传播情况十分重要；查明病因也至关重要，这样才能开展检测，并可能研制疫苗。

3月15日和16日，世界卫生组织联系了分布于法国、德国、日本、美国、香港和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11家实验室。这些实验室同意合作，并于3月17日启动协作研究项目。研究人员每天举行电话会议，将电子显微镜图像、分析结果和检测结果发布到世界卫生组织网站上，并交换病毒样本。各实验室同时研究同一材料，使它们能够相互核验发现，并迅速排除可能的病因。

到3月21日，香港大学的研究人员分离出一种颇有希望的病毒；同一天，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科学家独立发现了一种冠状病毒。起初，人们对它可能发挥的作用感到意外，因为已知冠状病毒会使动物病情严重，但通常只会使人类出现轻微症状。接下来的一周里，各实验室在许多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患者的样本中发现了这种冠状病毒，德国、荷兰和香港的团队则开始对它进行测序。4月上旬，荷兰一家实验室中的受感染猴子出现了完整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病症。到4月16日，也就是合作开始一个月后，各实验室已确信冠状病毒是这种疾病的病因。

这项发现不能只归功于一个人。亚特兰大的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实验室中，电子显微镜专家辛西娅·戈德史密斯最先发现了冠状病毒，但要证实它会导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还需要整个网络协力数周。排除其他病毒的研究也缩小了搜索范围。多家实验室共同发现了病因——各个团队若单独追查，可能要耗费数月或数年，而协调研究在数周内便得出了答案。世界卫生组织帮助建立了这一网络，却没有规定每家实验室的任务或方法。共享数据和每日讨论提供了共同基础；各实验室自行组织调查，选择有希望的问题，并运用各自的分析专长。##共享知识与科学信任 科学研究之所以具有集体性，不仅因为研究人员会明确合作，也因为科学制度依赖开放交流。科学家通常会发表重要成果并提供数据供人审查，而不是将发现据为己有。其他人可以重新评估证据、质疑结论，并利用已发表的数据提出假说、设计后续实验。每位研究人员都依赖前辈和同时代人的工作；即使假说失败，也能通过指出不值得搜索的方向帮助同行。

发表成果本身并不会使其成为公认的知识。本书区分了自然事实的存在与科学共同体对其证据地位的确立——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发现之前，冠状病毒就已是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的病因，但它是经由审查与认同才成为公认的科学解释。由于科学共同体已达成共识，世界各地的实验室便以这种病毒会导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为前提，开始开发检测方法和可能的疫苗。在罗伯特·K·默顿相关论述中，一项科学贡献只有在共同体暂时接受后，才会进入共同知识库。

这种接受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信任。实验应当可以重复，但多数科学家不会亲自重复其他研究人员的大多数工作。他们依赖数据，也依赖一个假设——实验是按报告所述方式进行的。因此，科学家往往会在没有亲自检验某个假说的情况下，判断它是否可信。正如迈克尔·波兰尼所指出的，如果有人无法重复一项广为人知的实验，他可能首先怀疑自己技能不足，而不是质疑公认的结果。不断重复他人的实验会使研究人员无暇开展新工作；而任何重复实验本身，也会依赖许多未经检验的程序和材料。重复实验与揭露造假仍然十分重要；重点并非科学真理具有相对性，而是科学既要求竞争者公平行事，也要求共同体判断哪些主张值得信赖。##集体解决问题的更广泛模式 本书将战后科学团队合作的发展，与其他通过分散知识实现协调的例子并列讨论。1968年5月，美国海军潜艇天蝎号在北大西洋执行任务后返航纽波特纽斯途中失踪。海军知道它最后报告的位置，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它在最后一次无线电联络后航行了多远。最初的搜索范围是一个宽20英里、深达数千英尺的圆形区域。海军军官约翰·克雷文没有让少数潜艇和洋流专家选定地点，而是召集数学家、潜艇专家和打捞人员。每个人分别对不同情景作出估计，包括潜艇为何遇险、它沉向海底时的速度，以及下沉角度的陡缓。克雷文运用贝叶斯定理汇总这些估计，以推算潜艇最终所在位置。单一估计无法给出答案；集体汇总的信息则使答案成为可能。

本书对分权的论述也呈现了同样的专业知识汇集问题。本地专长与独立性能够增加群体可获得的信息，但不能保证某个系统局部获得的知识会传递到其他部分。九一一袭击事件之前，美国情报界虽设有专业机构，却缺乏汇总判断以及汇总信息的机制。本书的这一划分意义重大——解决办法未必是将所有分析都交由单一中央权威掌管，而是建立途径，让独立参与者分享并汇集各自掌握的知识。无论是在科学研究、情报工作，还是搜寻天蝎号的过程中，战后时期的重要意义都在于如何把本地知识结合起来，同时不抹去产生这些知识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