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ne Anderson与Paula Anderson的母女关系

安妮·安德森与宝拉·安德森的母女关系长期存在明显的权力失衡——宝拉寻求安慰和帮助，安妮则主导家庭、扣留或改动信息，并把母亲的异议视作打断。安妮的父亲去世后，两人的交流既体现出彼此在实际事务上的依赖，也显露出伴随这种依赖的恐惧；安妮的童年经历则表明，这种模式并非始于葬礼。

家庭权威与长期相处模式

安妮对家庭的支配可以追溯到童年。她三岁时就已经磨牙，父母注意到了这一习惯，却没有把它当作长期问题。根据叙述者的说法，到六岁半时，她已经以一种难以界定的方式支配着全家。尽管磨牙的情况持续并且加重，她的父母还是逐渐习惯了她强势的存在。到十五岁时，磨牙已使她感到疼痛；十八岁时，她坚持要做昂贵的牙冠，辩称父母任由问题持续，日后就不该说这是她自己的责任。这些细节表明，安妮后来对宝拉的支配，植根于一种家庭历史——安妮的坚持逐渐成为常态，而父母的反对则难以产生持久影响。

这段历史并不意味着宝拉在母女关系中无所作为。她在家照料垂死的丈夫，拒绝把他送进重症监护病房，并照管他的药物和日常所需。安妮承认，父亲最后一次中风之前，自己曾施压要求他卖掉房子，但叙述也显示，她不愿承认自己负有责任。因此，家人的照护与悲痛和指责、怨恨并存，而家庭中早已确立的等级关系，也使安妮能够决定接下来要发生什么。

葬礼与鲍比的缺席

父亲去世后，宝拉问安妮是否联系上鲍比，以及鲍比会不会来参加葬礼。安妮没有保证鲍比会出席，反而告诉母亲，鲍比说她很高兴父亲死了；叙述将此事呈现为安妮的谎言。宝拉随即捂住耳朵，尖叫起来。这一刻表明，安妮的控制不止体现在作决定上——她可以左右宝拉收到的消息，而她对鲍比回应的说法非但没有缓解家庭的悲痛，反而加深了悲痛。

宝拉的提问也体现出她对安妮的依赖——安妮是能够联系鲍比并解释联系失败的人。然而，安妮把鲍比拒绝表态视为挑衅。她没有帮助宝拉面对不确定性，反而把这份不确定变成发怒的由头，并打算亲自把鲍比带回来。姐妹间的疏远因此间接影响了母女关系——宝拉希望两人重归于好，安妮却运用自己的权威，让这次重逢服务于她自己的决意。

联系鲍比未果

在告诉家人鲍比曾恶意谈论父亲之后，安妮再次尝试打电话。电话无法接通，线路发出警笛般的声音，安妮便联系接线员报告故障。宝拉问她是否联系上鲍比时，安妮回答说，鲍比和镇警长都没有接电话。宝拉试探着提议联系鲍比的一位朋友。安妮拒绝了这个建议，说她知道曾有个男人接过一次电话，而且从他的声音就能听出他喝醉了。她断定，鲍比和那个男人知道她正在设法打通电话，也会为阻挠她而后悔。

宝拉没有作声，浑身发抖，一只手靠近黑裙的领口。她开始反对安妮的说法时，安妮大声喝令她闭嘴，宝拉立刻照做。这番对话清楚展现了两人关系中的失衡——宝拉的担忧无法改变安妮的行动，而即便是轻微的责备，也会很快被压下去。安妮的怒气不只针对鲍比，也不只针对她认为阻止自己联系鲍比的人；她的怒气支配着整个房间，也决定宝拉何时可以开口。

计划受阻与持续的依赖

宝拉从楼梯上摔下并摔断髋骨，安妮前往缅因州的行程因此延后。安妮的第一反应是对计划受阻感到怨恨；她还毫无根据地怀疑，宝拉或许是故意摔倒，好阻止她去找鲍比。这一念头表明，安妮多么习惯于通过冲突和控制来解读母亲的举动。即使宝拉需要帮助，安妮关注的仍是这件事对自己计划的影响。

安妮最终前往班戈，但宝拉仍是影响她启程的一环——安妮一直在宝拉摔倒后照料她，直到能够动身，行程才得以继续。因此，这段关系不能简单概括为安妮支配一位无力反抗的母亲。宝拉的需要能够打断安妮的打算，但安妮把这些需要视为阻碍，回应时流露的也是怀疑而非温情。综合来看，葬礼上的谈话、未能接通的电话以及摔伤，都展现出一种由家庭责任维系、却又不断受到安妮的不耐烦和宝拉的畏惧顺从所限制的母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