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佩朗

不洁的血

马克斯·佩朗是尼斯调查中的一名年轻警员,他的工作帮助将零散线索转化为可采取行动的调查事项,但他随意的习惯也一再考验保罗·达拉克的耐心。他会留意线索之间的联系、提出假设,也会承担要求很高的搜查工作;然而,他的哈欠、玩笑和判断失误,暴露出在交谈中有所助益与能否在谋杀案报告中做到可靠之间的差距。

身份与初次登场

佩朗是与伊冯娜·弗拉科一起工作的年轻警员之一,起初被安排负责一定数量的访谈。当阿莱霍·布斯凯考虑转去排查公寓楼时,达拉克建议他先去看看警员们的情况,免得他们整天都被事情绊住。这段简短对话展现了佩朗早期工作的实际环境与受监督性质——他是更大团队的一员,调查进展有赖于协调经验较少的成员。

后来,他敲响达拉克敞开的办公室门,递上一张便条,证实了达拉克原本的猜想。佩朗来得毫不拘谨——他步履悠闲地走进来,递消息时还挠了挠腋下——但便条本身很有用。这种反差贯穿了对他的刻画——随意并不妨碍他提供信息,却可能让他的专业表现显得不如案件所要求的那般可靠。

对调查的贡献

在一次讨论埃米尔·弗洛里安为何遇害时,达拉克询问佩朗的看法。佩朗提出复仇的可能,随后打了个哈欠,并解释说自己刚上完双班。尽管如此,他还是回到问题上,提出这起杀害可能是复仇行为。达拉克认为这种可能值得考虑——遭受性暴力的受害者可能会在强奸者未受惩罚时亲自寻求公道;如果致命注射的说法得到证实,作案方式也可能近似处决。佩朗提出的是一个假设,并非已经查明的动机,但它为调查提供了一个方向。

佩朗还参与分析弗洛里安的手机记录。调查组发现,弗洛里安在死亡当天12时10分拨出的最后一通电话没有接通;那也是他生前拨出的最后一通电话,而他在一小时多后去世之前没有接到任何来电。由于收信人位于快捷拨号键一,这个号码看起来属于与弗洛里安关系特别亲近的人。佩朗猜测接听者可能是住在巴黎的弗洛里安兄弟让,并指出当地调查人员发现该号码已停用。埃丽卡·拉马特提出具体反证——弗洛里安前一天曾六次拨打同一个号码,而且都接通了。佩朗接受了这一纠正。这段交流既显示他愿意提出线索,也表明证据削弱猜测时,他能够承认这一点。

调查组考虑,如果一张拍到与手推车同行女子的照片能够确认身份,而弗拉科当时正在医院,他们该如何处置时,佩朗询问达拉克自己该怎么办。达拉克以难以置信的语气回应,表示这种问题本不该需要别人指示。这一幕从不那么有利的角度展现了佩朗的主动性——在要求警员迅速应对的调查中,他有时会寻求指示,而同事们期待他自行判断。

最终,这张照片帮助确认了科琳·德拉热的身份。佩朗报告说,一名邻居认出了照片中的女子并报了警。德拉热六十九岁,是寡妇,住在雷伊体育场附近,案底累累。佩朗补充说,她以前曾承认把毒药混进食物,声称原本是要毒杀老鼠,而她的狗菲多误食了毒物。尽管剂量远超通常用于灭鼠的用量,警方当时相信了她,此后也没有再抓到她。认出她的邻居并非那只中毒狗的前主人;前主人多年前已经搬走。佩朗准备去找德拉热谈话,这次没有带上他的姐姐。达拉克告诉他要把事情办妥,并随时联络。佩朗的报告提供了背景,使这次身份确认具有重要意义;达拉克的指示则强调了后续处理必须谨慎。

随后的审讯在警队办公室进行,佩朗和弗拉科隔着桌子询问德拉热。德拉热没有受到束缚,但她自以为是的态度与摆在她面前的案底形成对照。阿涅丝·丹蒂埃走进来时,佩朗暂停提问,直到她点头后才继续;德拉热随后把注意力引向刚到场的上级,似乎把阿涅丝当作能替她摆平事情的人。佩朗参与了这场询问,但这一幕也显示,资深警员到场会改变审讯的局面。

团队合作与职业成长

佩朗的工作范围不止于访谈。达拉克在只有二十四小时多一点的期限内组织搜查时,指派弗拉科协调电话排查,并让她和佩朗带队。一名同事质疑佩朗是否合适;达拉克回答说弗拉科会让他保持正轨。这项任命让佩朗承担起责任,但随之附带的条件清楚表明,他的工作成效预计有赖于弗拉科的监督。

下午4时05分,二十名文书助理和其他警员正在协助佩朗与弗拉科追查奔驰厢式车的销售和租赁记录。他们协同工作,整理出一份详尽名单。佩朗划掉通讯录中的一项记录,同时拿起电话,动作一气呵成,并评论说这项差事感觉像是在呼叫中心上班。这一细节将他置于重复而有期限压力的警务工作之中——他的任务不是作出戏剧性的推论,而是耐心地把大范围搜查转化为逐通电话和逐项核查的工作。

佩朗随意的谈吐有时也会变得离题。两名同事结伴离开房间后,他私下对达拉克开玩笑,说他们看起来像故事书里的动物组合;他又开始作另一番比较,但达拉克一瞪眼,他便停了下来。佩朗解释说自己只是觉得他们站在一起很好笑。达拉克借此鲜明地区分了闲聊与案件记录。他说,自己容忍违反形式和层级规矩,并不意味着在事关重大的时候也会容忍胡闹;佩朗的书面工作暂时不必达到罗兰·格拉诺或阿莱霍·布斯凯的水平,但必须清楚、简洁地记录信息。玩笑、无关评论和讽刺性的插话——尤其是那句关于偏僻小镇的说法——可能惹恼读者、拖慢调查或造成混乱。达拉克告诉他不要再把这些内容写进去。佩朗耸耸肩,回答:“好。”这次训斥并不是要他在所有场合都压抑个性,而是要确保正式记录仍然便于使用。

判断与叙事作用

后来讨论案件涉及的历史线索时,佩朗提出了一个更具推测性的可能——也许弗洛里安与更大的事件链毫无关联,只是个随机受害者,被用来测试毒药。达拉克把这说法转述为“会走路的碰撞测试假人”,欣赏这种想法的自由度,但认为将其作为工作假设继续追查风险太大。佩朗的建议让另一种可能性得以保留,而达拉克的回应则标明了它在证据上的局限。调查尚未查明弗洛里安在事件中的位置,佩朗的推测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在这些情节中,佩朗既不只是负责制造笑料的人,也不是始终敏锐的调查员。他有时能提出有用的可能性;他的报告帮助确认德拉热身份并调查她;他也参与了规模可观的车辆搜查行动。与此同时,他的疲惫、随意作风、面对明确职责时的犹豫,以及写进案件记录的玩笑,都招致了纠正。小说借这种反差展现复杂调查所依赖的日常纪律——线索必须先被提出、核实,再以其他警员能够信赖的形式记录下来。佩朗的成长与其说由某次突破决定,不如说取决于他能否在压力之下把积极参与转化为精准的专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