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共和主义

爱尔兰共和主义事业既关乎爱尔兰的政治未来，也是一种通过家庭故事、公共仪式和武装行动传承下来的遗产。在普赖斯家族中，这意味着他们将英国统治视为占领，并认为爱尔兰人有责任终结这种统治；在冲突期间，同一种信念既可能促使人们从事和平抗议，也可能让他们加入准军事组织、投身选举政治，或对妥协表示愤怒反对。因此，本书所述的这段历史并非一条通往和平的简单进程。这一事业在策略变化中延续，而围绕这些变化的意义与代价的争论仍未平息。

继承而来的历史与事业的意义

在安德森斯敦的斯利夫加利恩路，政治历史是日常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艾伯特·普赖斯告诉孩子们，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是男孩时便加入了爱尔兰共和军，十几岁时还前往英格兰参加一次爆炸袭击。这个家庭把监狱照片挂在家中，别的家庭或许会在那里摆放度假照片。关于遭监禁或被绞死的战友，以及艾伯特与另外二十名囚犯从德里一座监狱逃脱的故事，让这场斗争仿佛不是遥远的过去，而是家族记忆自然而然的背景。甚至连如何处理制造炸药的材料这类实用知识，也进入了家庭日常谈话。

这一传承可以追溯到爱尔兰历史的多个时期。本书追溯了这个家庭对该事业的理解如何经历诺曼人入侵、都铎王朝统治和十七世纪的殖民屯垦，但特别强调了1916年复活节起义。革命者宣布建立独立共和国，以及帕特里克·皮尔斯和十四名战友遭处决，成为共和主义叙事的核心——起义虽在当时遭到镇压，却被铭记为民族权利的宣言和牺牲的典范。1921年爱尔兰独立战争结束、爱尔兰分治之后，南部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独立，而北部六郡仍处于英国统治之下。对于普赖斯家族这样的坚定共和主义者而言，即便是对北部所用的名称，也体现了政治立场；语言本身就能标示一个人是否接受这种分治。

纪念活动使这段传承而来的历史显现于公众面前，有时也带来危险。根据《旗帜与徽章法》，在北部展示爱尔兰共和国的三色旗可能导致监禁。孩提时期的多洛丝·普赖斯会在复活节星期日佩戴复活节百合徽章，看见警察走近时便用手遮住它。这一举动融合了仪式、风险与归属感——过去不仅被讲述，也在可能遭受惩罚的情况下于公共场合付诸实践。本书还将牺牲理想与其对身体造成的后果并置。1938年，布里迪姨妈在帮忙搬运炸药时，炸药爆炸，导致她永久失明并毁容。该事业提供了荣誉与传承的语言，但其代价早已显现在这个家庭亲密的日常生活中。

歧视、抗议与转向武装斗争

1969年1月的贝尔法斯特至德里民权游行，缘起于北爱尔兰的不平等状况。天主教徒在理想就业和住房方面遭到排斥，也缺乏行政政治权力；斯托蒙特政权成立后的最初半个世纪里，没有天主教徒担任过行政公职。尽管天主教徒出生率较高，移民仍使其人口几乎没有增长。游行者要求公民权利，试图通过公开、和平的行动挑战歧视；一些人希望将这场政治冲突重新界定为年轻人与盘根错节的权威之间的斗争，而非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一场不可改变的对抗。

沿途发生的暴力动摇了这一希望。游行队伍经过一些新教村庄，持械男子封锁道路，迫使抗议者绕道而行。在伯恩托利特桥，多洛丝和玛丽安·普赖斯将这段经历视为转折点。多洛丝原本认为和平抵抗能够改变北爱尔兰；此后，她得出结论——单靠游行无法带来她认为爱尔兰所需要的改变。她的父亲后来表示，两姐妹经历此事后都变了。这种转变并非对非暴力的抽象否定，而是对她们亲身遭遇的回应，也是她们判断现有抗议手段已经失败的结果。

政治与组织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在1969年骚乱期间，路障明确划定了社区边界，后来和平墙又进一步巩固了这些边界。当地居民敲打人行道上的垃圾桶盖，帮助提醒共和主义活动人士有突袭行动；孩子们则吹口哨示警。与此同时，爱尔兰共和军实力薄弱、武器短缺，内部还对武装斗争还是政治抵抗才有前途意见分歧。一些领导人转向马克思主义政治；贝尔法斯特仅剩约一百名成员，武器甚至在1968年卖给了威尔士自由军。这些状况既影响了武装组织的复兴，也塑造了围绕该组织形成的社区团结。

1971年，多洛丝加入爱尔兰共和军，在她家客厅里宣誓效忠。她将这一决定视为回归自己自幼成长于其中的信念。肖恩·麦克斯蒂芬最初提议让她加入爱尔兰共和主义妇女组织时，她坚持自己想做与男人相同的工作——作为一名士兵战斗，而不是提供支援。随后，临时爱尔兰共和军军委会举行特别会议，决定女性首次可以作为正式成员加入。她获准加入标志着组织规则发生变化；这也揭示了促成变化的现实压力，因为大规模逮捕已使男性成员从队伍中消失。然而，正式平等并不保证受到平等对待。宣誓入伍后不久，普赖斯便接到命令，要用钢丝绒清理一堆肮脏、型号不一的子弹。她服从了命令，并将这项卑微的差事视为考验，也是加入这一运动的仪式；她已承诺接受该运动的纪律。

武装斗争、选举与谈判

随着武装行动遇上政治机遇，该事业采用的方法再次发生变化。1981年绝食抗议期间，弗兰克·马圭尔去世，在弗马纳—南蒂龙选区引发补选。共和主义者决定让鲍比·桑兹在狱中参选，将选举变成一种引起公众关注并挑战政府对待绝食抗议者方式的手段。这一提议打破了长期以来对议会政治的疑虑。桑兹的参选及获胜表明，即使囚犯的抗议仍处于运动的核心，选举也可以服务于该运动。

多洛丝·普赖斯后来参与了这一新兴的选举策略。她放弃以暴力作为追求爱尔兰统一的手段后，为新芬党助选，并在杰瑞·亚当斯于1983年竞选西贝尔法斯特议席时支持他。亚当斯承诺，若当选便抵制威斯敏斯特，这在争取议会授权的同时保留了共和主义者不承认该议会的旧有立场。普赖斯为他助选，并开车送选民前往投票站。她的参与表明，拒绝武装行动并不意味着放弃共和主义身份；选举工作可以成为追求该事业的另一种手段。

亚当斯的政治发展体现了这一战略转变。他逐渐确信，仅靠武力无法实现爱尔兰统一，但又不能径直将这一结论告诉爱尔兰共和军基层成员，否则可能招致反对。作为新芬党主席和民选代表，他将自己的政治角色与直接的爱尔兰共和军成员身份区分开来，同时为共和主义者关于暴力起源及其道德责任的论述辩护。他坚持认为，不能脱离英国政府来评判爱尔兰共和军，并主张单靠选票无法终结英国统治。这一立场将政治参与与对武装斗争的阐释结合起来，而不是把两者视为互不相容。

1994年8月宣布的爱尔兰共和军停火令这一张力浮出水面。在西贝尔法斯特的一家社交俱乐部，与会代表将这一决定描述为既非胜利，也非失败。多洛丝·普赖斯问道，这是否等于事后告诉运动成员，他们当初根本就不该进行武装斗争。她的问题揭示了领导层的战略转向与那些奉命作战者的理解之间的差异。停火让新芬党获得更广泛的认可，并打开了进入常规政治的道路，却没有实现许多志愿者相信自己为之牺牲的民族目标。关于停火可以撤销的保证，也未能消除妥协带来的不安。

政治协议及其备受争议的遗产

对布伦丹·休斯而言，《耶稣受难日协议》正式确立了共和主义运动接受英国将继续统治的事实。他曾怀着为爱尔兰统一而战的信念杀人；后来他认为，领导层早已准备接受更小的目标，却对志愿者隐瞒了这一意图。他的愤怒主要指向杰瑞·亚当斯——曾经与他最亲密的战友。两人在朗凯什监狱营地的合影仍挂在休斯的墙上，记录着两人曾经的亲密，如今却更加凸显遭到背叛的感受。原本用于描述武器的“解除武装”一词，在休斯看来成了苦涩的说法，表达了他觉得自己遭人利用后又被抛弃的感受。

多洛丝·普赖斯将这项政治协议视为对她出生于其中的世界，以及她以此为名所采取行动的个人否定。她的朋友埃蒙·麦肯指出，这项协议对她的冲击比对许多人都更强烈。她曾安放炸弹、抢劫银行、失去朋友，也曾几乎丧命，因为她相信这些行动服务于民族解放。一旦政治结果似乎否定了这种辩护，她感受到的便不只是政治上的失望，还有道德创伤——她确信自己失去了为自身行为提供伦理解释的依据。这有助于解释为何她既能拒绝重返战争，又无法接受运动所偏好的和平叙事。

她的反对也涉及谁有权讲述历史。2001年，在莫纳亨郡的一场共和主义纪念活动上，普赖斯反对有人声称自己从未加入爱尔兰共和军，并指认亚当斯是她的指挥官。新芬党试图诋毁或噤声批评者，更加剧了她的愤怒。她参加过一些武装分裂组织的会议，但没有加入，并追问重返战争究竟能带来什么。因此，她反对政治协议并不等于支持重启暴力；她要表达的是一种要求——过去，包括她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应遭到否认，也不应被粉饰成方便政治利用的故事。

本书对战后岁月的叙述再次回到一个观念——战争还会在记忆中重演。杰瑞·亚当斯持续拒绝承认自己曾是爱尔兰共和军成员，这表明公开承认仍有风险；而新芬党对斗争公开叙事的掌控，则限制了不同的诠释。书中将该党描述为垄断了对共和派武装斗争的记忆。然而，共和派与忠诚派组织持续存在，也可能有助于遏制暴力——书中讨论的一份报告认为，这些组织的等级体系仍保有足够权威，能够约束成员并处理异议。因此，政治纪律呈现出两面性——它既是维持统一公共叙事的手段，也可能是一种防止冲突再起的机制。

该事业的延续影响在贝尔法斯特仍清晰可见。市中心出现了熟悉的商店、电影产业，以及将昔日冲突热点作为历史介绍的旅游项目；与此同时，北爱尔兰仍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儿童就读于实行隔离的初级学校，旗帜与和平墙也依然标示着社区边界。游客眼中遥远的北爱尔兰冲突时期，与居民日常穿行于分裂之中的生活并存。该事业已从武装斗争转向选举政治与协商达成的政治协议，但无论是这项协议还是时间流逝，都未能解决这场斗争意味着什么、取得了什么，以及谁有权代表它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