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拉弗蒂与玛蒂尔达的婚姻及虐待

在天堂的旗帜下

丹·拉弗蒂与玛蒂尔达·拉弗蒂的婚姻,成了对丹从《和平缔造者》中采纳的父权宗教规则的一场家庭内部考验。这段关系起初幸福而充满希望,后来却逐渐收窄为一个由丹作主的家庭——玛蒂尔达失去了日常自由,孩子们与学校和朋友隔绝,丹还声称自己有权决定她能否继续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他提出要娶玛蒂尔达的大女儿为多妻妻子,更是将这些规则强行延伸到家庭关系中的鲜明例证。玛蒂尔达留了下来,但她的讲述描绘了一段已经瓦解、令她感到如同身处地狱的婚姻。

婚姻与家庭

在丹接纳《和平缔造者》的原则时,家中有玛蒂尔达、她与前一任丈夫所生的两个女儿,以及她和丹共同养育的四个孩子。这本书中的宗教论述赋予丹一种权威感,使他认为自己可以重塑家庭生活。他的兴趣并未止于对摩门教婚姻史的抽象争论——他开始在自己家中实施这部论著所规定的限制。

家庭成员的构成对这场冲突至关重要。玛蒂尔达的大女儿们也属于丹声称有权管束的家庭成员,尽管她们并非他的亲生孩子。1983年7月,玛蒂尔达和丹的第五个共同孩子出生,是个男孩,由丹在家中接生。随着家庭日渐壮大,种种规则却越来越限制玛蒂尔达的选择,也限制孩子们与家庭之外世界的接触。

规则与隔绝

丹不许玛蒂尔达开车、经手钱财,也不许她在自己不在家时与家人以外的人交谈。他要求她始终穿着连衣裙。孩子们被带离学校,也不准和朋友玩耍,日常生活中普通的独立机会与陪伴来源因此被切断。丹还决定全家不接受外部医疗;他以祈祷、禁食和草药为他们治病。儿子出生时,丹在家中为他接生,并亲自为他行割礼。

家庭日益依靠自给自足,同时也愈发与外界隔绝。他们种植了大部分食物,其余则从杂货店的垃圾箱中捡回,包括不新鲜的面包和熟过头的农产品。丹切断了燃气和电力,禁止阅读后期圣徒书籍和杂志以外的出版物,还扔掉家里的钟表,因为他认为时间应当以灵性的方式计算。这些并非彼此无关的家庭偏好——它们合在一起,使丹成了信息、资源与日常生活安排的把关者。

权威与惩罚

丹对玛蒂尔达的控制,也建立在她可能失去孩子的威胁之上。她不服从时,他会体罚她。有时,他会当着母亲、兄弟和孩子们的面这样做。事后,他警告玛蒂尔达,如果她继续不服从,自己可能会让她离开婚姻,却不让她带走孩子。这一威胁借助了《和平缔造者》的父权式解读;按照这种解读,孩子被视为父亲的财产。

这种对子女的权利主张,与书中别处描述的一种更广泛模式相呼应,但两者并不相同。在科罗拉多城,按照联合努力计划的教义,妻子和孩子被视为属于祭司权力体系,祭司可以将他们另行安排。书中并未将丹的家庭冲突描述为该组织采取的行动;相反,这一比较凸显了相互竞争的宗教权威如何声称拥有对家庭成员的支配权,凌驾于妻子或父母独立作出选择的权利之上。就丹而言,他当下施加的压力在于声称自己有权在玛蒂尔达离开时留下孩子。

提议实行多妻婚姻

丹宣布,等到机会出现时,他打算实行灵性妻妾制。他提出要娶为多妻妻子的第一个人,是玛蒂尔达的大女儿,也就是他自己的继女。这一提议使婚姻内部的冲突与家庭结构密不可分——丹用来管束玛蒂尔达的同一种权威,也被他延伸到对她女儿以及家庭未来关系的安排上。

书中将丹接受《和平缔造者》,与他坚信约瑟·史密斯写下了这部作品联系起来。丹研究过这部文本,并为其作者身份祈祷;尽管他没有声称自己绝对确定,但他相信作者很可能是约瑟·史密斯。这种信念让书中的父权主张对他更具说服力。他不只把文本当作历史资料,而是将其视为可以付诸当下实践的指引,玛蒂尔达和她的孩子们则承受了由此带来的后果。

玛蒂尔达的抉择与婚姻的衰败

玛蒂尔达后来将自己的决定描述为一种抉择——离开并失去孩子,或者留下来接受现状。她留了下来。她的讲述将这一决定与接受那些限制区分开来——她觉得自己没有真正的选择,而有关孩子的威胁也决定了离开的代价。她回忆说,婚姻最初几年极其幸福、充满希望,但后来逐渐瓦解。她讲述这段经历时说,自己曾希望丹死去,好让她得以逃离,并形容自己的生活如同身处地狱。

这段关系的重要之处,在于婚姻充满希望的开端与后来丹在其中行使的权威之间存在巨大落差。他对家庭的规定、惩罚以及提出的多妻婚姻,是同一等级秩序的不同表现——丹将宗教教义解读为自己有权管束玛蒂尔达和孩子们,而玛蒂尔达离开的能力则受到可能与孩子分离这一前景的限制。她的讲述记录的并非冲突的解决,而是她在冲突之下的选择空间日益缩小。